这种历史观也构成了艺术家坚实的情感基础。艺术家的情感除了个人建立在遗传基础上的某些特质以外，更多的无疑来自于艺术家对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的认知途径，来自于艺术家的“知解力”，来自于艺术家个人在生活中形成的“确定的”观念形态。徐唯辛所以对《众生相》倾注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完全源于他个人对“文革”的切身体验以及审视“文革”的基本态度，源于他从追究文化遗传和个人精神形态、行为方式开始思忖“文革”悲剧的必然性，源于他在当下对待“文革”作为社会事件和政治形态的反应。所以，徐唯辛才有可能保持着缅怀、敬畏、激越、批判、歌颂等等复杂的感情，坚持不懈地走过这部作品浩繁的艺术创作过程。

实际上，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出现价值观觉醒，个人对历史、对社会的责任，一些人已经开始注视并且开始从精神形态反省个人的责任。像申小珂那样的自觉反省者还有不少，徐唯辛本人也在某些场合公开坦陈自己在“文革”时期曾经随同同学侮辱、调侃甚至批斗过自己的老师，也为此表示深深自责和真诚反省。以徐唯辛、申小珂为代表的一部分“文革”当事人一直遭受良心谴责并最终理直气壮地公开道歉，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时，历史的代价对后来者才真正发挥了启示作用。徐唯辛、申小珂们从反省自身责任和过错来清除文革意识，而程璧作为当时的受害者反而不能持有这样的观念，用“他者”责任来敷衍个人的具体责任，尽管其中包含了善良、宽容的感情，但是宽容的理由也绝不应该是对个人责任的回避。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地区，当年的红卫兵一共打死了1770多人，作恶者除了极少数受到法律制裁以外，有多少人有意识地、同时也敢于公开表示歉意并谢罪呢？更有一些人竭力掩饰“文革”行踪，千方百计遮蔽个人在“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的劣行。从这种情形看来，“文革”的文化病理和社会病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诊断和梳理，更没有整体上得到唾弃和清除，直到今天，依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只不过赤裸裸的人治变成了羞答答的“法治”，阶级斗争的依据变成了所谓“法律”依据而已。所有这些，都与个人尚未进入“自觉”范畴有关。

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众生相》的当下意义就显得异常重大，它会散发出一定的力量，触碰当年的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以及后来者的“神经”，唤起人们对自身在那个特殊时期的责任的审视。自觉参与也好，跟着起哄也罢，公报私仇也好，“替天行道”也罢，都应当从自身反省开始，思索那几次惨烈的政治运动，最终推动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完善。《众生相》既表现了一种方法论也表现了一种价值观，它明明白白告诉观众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以及反省、缅怀历史的方法，也明明白白体现了一种历史价值观，也就是历史应该以一种什么形态出现，以及这种历史的经验如何生效。当一个民族完全丧失道德力量、契约力量、规则力量，最终只能依据武力、暴力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时候，这个民族的文明基本上就死亡了【3】。透过《众生相》提供的视觉材料，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一种文明的断裂或者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