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影像、行为等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构成了《众生相》特有的综合型艺术表现形态与特殊的艺术语言。

在艺术批评领域，对《众生相》质疑最多的是它的艺术语言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批评家杜曦云和吴味。杜曦云认为，这部作品无法从绘画意义上加以探究，这种用绘制肖像的形式来表现观念的作品并无新意，甚至认为完全可以采用照片放大来实现这样的效果。吴味认为，《众生相》非特定的语言符号组合方式，无法营造一种特定的艺术语境（情境），这种特定的艺术语境能够让人自然和必然地看到（联想到）作者发现的独特的“文革”问题。这几种看法大体上可以概括否定者的观点。我认为，这些观点是因为没有综合地客观地把握《众生相》、仅仅从一个元素或者一种思维路径界定《众生相》所造成的。

与其说徐唯辛的《众生相》是架上作品，我更愿意把它称为综合型展览艺术作品。意思是，这部作品必定不同于普通的架上作品，并非纯粹的绘画作品甚至主要不是绘画作品，因为绘制上百幅大幅人物肖像，尽管可能从狭义的、既定的绘画语言的层面传达艺术家的某些情感和思想，但是在《众生相》系列肖像中，艺术家并不追求这种绘画语言的功能而力求还原当年的人物形象，甚至并不在乎采用何种媒介以及单幅肖像的意义，我们看到后期绘制的肖像就有意去掉了绘画痕迹，采用“扫描”抑或“幻灯”的视觉模式，对“文革”当事人包括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工人、艺术家等等进行具象的、具体的呈现，追求的是所选取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群体所指涉的那个事件，以及这些人物的现实遭遇和命运，尽可能清晰地还原那个事件的客观真实性，重心是回答“我们做了什么”这个范畴或畿域，体现的是关于社会的思考建立在何种维度以及基于何种目的、以何种方式介入社会【4】。因此，艺术家后来干脆将人物简历抄录在肖像上，既作为视觉媒介又丰富了信息量，使观众把人物与他彼时的所作所为更加紧密地勾连起来，使重心由视觉范畴转移到思辨范畴。抄录人物简历的行为元素也得到艺术家的高度重视，或者邀请与人物有直接社会关系的人士抄录，或者由艺术家自己抄录，都能够达到释放情感和缅怀的目的。在展览过程中与肖像、简历同时出现的还有相关视频采访，用肖像和简历之外的艺术元素来充实和完善其历史现场，使观众能够获得更多更真实的历史现场感。在这种作品的结构模式中，肖像绘制无非就是因为徐唯辛是画家，当然地选择了绘制肖像的方式而已。因而单幅肖像在作品中是没有完整意义的，只不过是作品的一个局部，一个元素，一个细节而已，平时展出的部分肖像和视屏影像，也只不过是作品的局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