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相》呈现的历史观，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历史观和从历史事件的真实背景出发追究历史事件本质的历史观。作品除了追究权力结构形成的专制体制以外，还追究了传统文化遗传背景下愚昧、麻木、愚忠等等社会文化土壤，尤其是通过一部分当年的狂热人士的经历和遭遇，暗示了在一种腐朽文化的腐蚀下，没有胜利者，都是受害者，这些政治运动最终表现为一种社会的悲剧，大众的悲剧，个人的悲剧。尽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模糊的“集体至上”观念的牺牲品，民众不可能表现出显著的独立性甚至基本的人性，但是，在这些政治运动结束以后，人们应该用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或者基本的规则与道德准则来审视“文革”，完成精神性的批判，这是作品流露出来的或者作品所坚守的基本立场。这种历史观和作品的价值判断是具体的、有着实体内涵的观念指向，并非批评家吴味所谓缺乏特定的艺术语境（情境），属于“宏大叙事”。一方面，作品通过特定形式展示的观念是具体的、进步的，无论拒绝遗忘的观念还是全方位地从历史事件的本质上关注历史的态度，都是具有针对性的。另一方面，作品对人物的注视是立体而具体的，不仅有肖像的视觉指引，同样有文献资料的具体描述，从这些历史人物的经历片段中构成了一幅社会政治运动的立体画面。《众生相》把当年最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在自我保护前提下上串下跳的组织者、高层别有用心者的肖像、经历和命运组合起来，一方面还原他们的真实经历和命运，另一方面建立起一个广角的、平视的对象，指引观众体会一种特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遗传，进而体会“暴力革命”的所谓政治理念和精神倾向。很显然，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其他任何一件单纯艺术形式的作品难以达到的。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众生相》在短时间内既不被体制所接受，也不被一些观众接受。不被体制接受，主要是官方对涉及执政者错误的事件或者直指这些政治事件内在本质的东西一律持回避态度，不仅是“文革”，包括建国以前若干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都是持“为我所用”的姿态而随意取舍，选择性遗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部分当事人乃至民众的觉醒与独立意识的复苏，很多事件的真相被揭露出来，逐步恢复历史的真相与活动现场，通过这些真相与现场，人们必定会重新审视历史，重新判断历史的进程与动因。体制不接受，主要缘于维护权力集团利益的需要，维护某种道统、学统的需要。虽然否定了“文革”，但是这种否定本身也渗入了一些权力实际利益的成分，而且仅仅限于某些具体行为和结果的否定，并未真正挖掘造成这种结果的内在动因，并未理性地清理社会文化的历史遗传和作为个体的责任（仅仅是极少数领导人的定性责任以及其他个体责任的转嫁）。从主流意识形态上看，对这些政治事件都讳莫如深，而致力于从一些宏大的过程中演绎出某种模糊的理想化的思想，用这貌似正确的思想来约束民众的行为和精神，并没有真正彻底回归理性。因此，像《众生相》这样兹在探究社会治理结构需要承担极大责任、执政理念存在重大瑕疵的政治事件内在动因的艺术作品，不被体制接受是十分正常的，正因为如此，《众生相》才表现出典型的独立性和建构性。

《众生相》不被一部分观众承认，主要是它没有满足大众传统的“复仇”心理、弱者心理、成王败寇心理，也不符合一部分人推卸责任的普遍心理素质。在一些人看来，“文革”就是一个与自己没有关系的错误，自己个人包括当年犯下严重过错的人只是受害者，“文革”除了深恶痛绝还是深恶痛绝，对文革等错误的政治运动的任何嘲笑、讥讽、谩骂、唾弃都不为过，唯独缺少站在历史的高度和社会演进规律的高度观照“文革”，没有真正或者全面阐释“文革”的真正原因和责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把自身或者普通参与者置身文革之外，或者仅仅作为文革的受害者，旁观者。即便是当年的受害者，也依旧麻木地认为那是时代造成的，个体没有责任。譬如，现年63岁的申小珂当年就读北京外国语学校时，曾经两次侮辱性批斗过学校党支部书记程璧，曾经教训过程璧“真理也有阶级性”等等，此后一直感到羞愧，44年后，申小珂把纠缠了他20年的感觉装进一封道歉信里，托人带给了87岁的程璧，称“现在回想起来，只有羞愧” ，“认清那个时代所有人的错误，我们才有真的自由”。 遗憾的是，原谅了申小珂的程璧，却认为申小珂们是“被欺骗，受蒙蔽”、“他们只能那样做”等等【2】。而在当年肆无忌惮地纠斗打砸并声称“为了革命，造谣也光荣”的人，没有谁站出来表示忏悔。徐唯辛的《众生相》实际上就是实现了这种观念的超越，运用当代的艺术形式，呈现一种理性的、平视的视角与态度。按照这种态度，人们面对文革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再是原来那种毫无顾忌的、与自身毫不相干的、恣意的“批判”，而是从自身开始直至社会各个阶层追究封建文化的存在形态和最终引发一种历史悲剧的事实。这才是牢记历史，缅怀历史，反思悲剧的正确态度。因此，一些人不接受这部作品，必定与观念上的距离以及对艺术形式理解的狭隘有关，不足为奇，在而今普遍社会意识形态之下，《众生相》要是真的为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多数艺术家所认同，那一定不是真实的，同时也反证了《众生相》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