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被惯坏了

南都周刊：中国的绘画以写实为主，除了思维模式的影响，和绘画的接受史可有联系？

何多苓：我觉得有关系。中国现代艺术本来就滞后很多年。虽然“文革”以后，中国以十年当百年的速度在发展，但这种发展，还是很跳跃式的，没有涉及一些本质的东西。

这么些年来，关于艺术的讨论，同样如此，没有涉及中国艺术的本质，更多是挪用西方的概念和思维方式。有点因为要赶上西方的发展，所以要提高速度的意思。其实，西方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绘画在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加以改变时，就有很多未经消化的东西。只有等中国社会真正缓慢下来的时候，中国的绘画才可能会有新的面貌显现出来。

南都周刊：你的朋友、作家朱文说过“中国人要再过三十年才会注意到吃相的问题”。

何多苓：现在国际上评论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拜金的民族，好像西方在最拜金的时候也没到这个程度。现代艺术本来是要把艺术从神坛上拉下来，但中国当代艺术现在变成了一个圈子艺术，它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只是得到了一个判断艺术价值的尺度，那就是钱。

南都周刊：现在的中国也处在艺术商品化的过程中，你认为1990年代你在美国的经历是否有可作比较的地方？

何多苓：美国的艺术市场当时就非常正规，不管画廊、拍卖行都会有一套规则。中国现在还远不到这个水平，拍卖行炒作在美国那都算诈骗。

我现在倒觉得美国的艺术家过得更像一个艺术家，前两天我还看了个片子叫《温伯和阳光》(Quince Tree of theSun)，讲一个西班牙画家加西亚·洛佩兹，是在世的一位非常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但他的生活状态比如今中国美术学院里的学生都不如。老头儿就一个人孤零零住在一个破房子里，为一棵树，也能去写生半年，我看着很受感动。

中国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在全世界可能是最好的，90年代我在美国的一些想法，现在想来可能是我在国内被惯坏了。当时刚到美国，一下子要沦落街头，感觉和呆在国内有巨大的反差，不能接受。如果当时在那里继续耗着，我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家的地位，也得不到承认，因为生活的压力是很现实的。

南都周刊：你曾坚持“和美术圈的交往降到最低限度”，而乐于和文人圈往来，如今呢？

何多苓：我很幸运身边能有一个文人圈子。我以前特别爱往南京跑，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圈子让我觉得特别舒服，虽然我的阅读量肯定赶不上他们，但有时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现成的结论。

现在跟美术圈的交往密切了些，而文人圈的话题也改变了，做生意的都做生意去了，聚在一起也很少谈诗歌。但韩东给我的小说，我还是会在第一时间看完。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