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的绘画可能首先是一个观念在后面支撑的，然后有一个形式的外壳，然后我把一些内容填充进去。我觉得这个形式的外壳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我想做的就是深化它的内容，所以我也是通过一些其他的实践，其实也是在寻找深化的可能性，……我的视角更微观了，更回到一种对周围事物的观照，采取事物的立场，让物自己去说话，我在这里面寻找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上的差异就不像我一开始那样更多地可能和我成长的那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青春叙事的东西有关系，而是把它的语境更普遍化。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其实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跟其他的国家都比较趋同，大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资本主义时代消费和景观控制下的社会给人带来的一种困惑。

所谓的困惑就是人的异化，一种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与病症，如今，它更是通过商品形式完成着对于日常社会的全面入侵；也许正是看到了这种普遍存在的危机，李青将作为商品的物设定为叙事主体，以它在消费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故事性来隐喻我们自身的命运。悖谬的是，伴随着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探讨的深入，诗意的追寻逐渐成为了这个过程中的兴奋点，他的这种方式似乎颇为接近于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的诗学”。

无论是仇晓飞对生命内在真相的索求，还是李青试图以消费时代的物与诗意相结合的做法，变化的征兆都在显示着，他们的相近之处，在于个人图像的叙事性内容正进一步减弱，代之以主题的多侧面的探讨，虽然这些主题得之于现实经验，却已经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话语空间，等待着他们自身的深入。事实上，正如屠宏涛将过去的那些都市场景碎片转移到雪林之中，以萧索的自然背景所提供的反差，提示着自身的已然与昔日的那种生活状态拉开了距离，经历了青春期的表达之后，新一代多少已经开始告别那种与现实关联过于密切的心理化表述，开启了对于人性中更为基本与恒常的命题的思考与表达，在这方面，王光乐似乎是他们当中最为极端的表现。

如果说，早期的“水磨石”系列去除了叙事性但保留了图像感，并且，以黯淡、粗砺与沉闷的特质对应了社会现实的属性，相比之下，随后开始的“寿漆”系列来得更为自由，更加抽离于现实内容，代之以对于时间和死亡主题的反复体验，同时，他还以以一个基本的图式感——类似于一个颜色深浅度对比之中呈现出来的方形墓穴或黑洞——开始了“无题”系列的创作。

点（“水磨石”中的颗粒）、线（“寿漆”中的一道道纹理）、面（“无题”中的色彩界面），如今的王光乐在三个系列之间交替工作，通过一遍遍看似机械的叠加着色，个人的存在得以转换为画布上的痕迹，每一幅作品都是在时间中不断沉淀的过程与结果，你可以从中怀想逝去的日子，以及当时的种种情绪，但它们似乎也都已经消融在无形之中了；这种行为似乎与“禅门日诵”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不过，也许是因为他目睹了太多的“抽象实验”以禅与道的名义作为幌子和花招，他更愿意将自己的方式看成一种恒常性的日常练习，从他的家乡习俗中——那里，将死的老人每年都会为自己的棺材重新上漆——获得的灵感与启示证实了死亡的意识不仅与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相伴随，某种程度上，它更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因素为我们平复身处在剧变和忙乱之中积压的焦虑情绪，“向死而生”，由那种繁复的、日复一日的涂刷所达到的一个极简的效果，恍然意味着在色相的放弃过程之中达致的超脱感，因而绘画这种行为本身成为了“一种释放”。与之相呼应的是，对于他来说，尽管装置创作更像一个宣泄的途径，一种对于现实更为直接的回应，其实仍然是他个人态度的延续——“耐克”被分解为“忍耐”和“克制”，这种文字游戏式的举动背后透露出的，正是与他的绘画创作一致的精神气质与立场。事实上，为王光乐所凸显的形式主义意趣和对于永恒性主题的探讨意识，已经逐渐内化在新一代的创作中，并且，正在成为他们穿越、乃至超越现实阴霾时的某种罗盘与能量。

Ⅵ绘画的延续

绘画在今天所激起的反感在于，它在所有艺术的样式中是容易被商品化的，由此它似乎最早地丧失了“前卫的面孔”。另一方面，如今西方的艺术活力似乎更多地显现在非绘画类的影像与装置等样式之中，于是，对于我们当中习惯于跟随国际化趋势的很多人来说，绘画真的显得过时了。

正如丹托（Arthur Danto）说绘画之死是指绘画才刚刚开始一样，我认为，如今，恰恰是中国的当代绘画有可能结出众多成果的时段，尤其是当我们经历了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阶段性书写之后，随着向绘画本体论的自觉靠拢，艺术的自律程度的提高，其中会出现一些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个人表达；绘画是困难的，因为它有漫长的、几乎难以超越的传统，无论如何，在这个年代成为一位画家，多少具有宿命的论调，贾霭力谈到过影像的强大力量，并且说自己曾经尝试过拍摄电影，但最终仍然发现自己更合适成为一个画家。更适合做一个画家，这理由实际上已经足够的充分——对于这些接受命定的角色感、专注于画布上的创造的人而言，如果能够将对于历史现实更具精神性的思考与更为纯粹的绘画性本身的追求相结合起来，也许就能在这场看似无法停留的年代的对流层中，创造出一块“可停留之地”。

在准备这次展览的过程中，我得到的一个暗示说：这些人或许会是未来的商业明星，但不会成为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那么，什么是当代艺术的代表呢？在另外的一天，我和一些从事装置和行为创作的艺术家们在一张酒桌上聚会，他们正兴奋地议论艾未未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安迪-沃霍尔或里希特，原因在于，他在“后政治时代”提供了一种再鲜明不过的对抗立场……

听着中国人以无可辩驳的口吻讲述着一个中国人已经成为这颗星球上的艺术领袖，听起来还真过瘾，甚至我很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是，艺术仅仅是一种政治立场的体现吗？这种似乎已经过时的问题又一次令人着恼地浮现出来，当答案“是”作为一种强心剂催生着这张酒桌上的英雄主义氛围，答案“不”就含在我的嘴唇之中，如同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三十年中始终没有被说出。

 
2011年5月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