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当时筹集的是2000元的公债，后面也有一些利息供他上学。但(生活)还是很困难，启先生后来为了解决这样的苦难，有时候还要去卖画，自己贴补点家用。启先生有一个世交，天津的周先生，很看重启先生的才华，说：“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我供你上大学，出国留洋。”但是启先生一方面感激，一方面就心想：“我一个人出国留洋了，我母亲怎么办呢?我姑姑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其实不了解启先生这种窘况，一家生活都得靠他，尤其到成年之后，他要担起家庭责任来，要养活母亲姑姑，所以生活非常苦，从小是个孤儿——所以他一直敬重汪中。

艺术评论：汪中也是幼小就失去父亲。我十年前陪启先生在扬州，启先生曾专程要去扬州郊区找到汪中墓，老人说，“青年求学时汪中便一直是自己的偶像，汪中，汪容甫，那是祖师爷!”后来到”大清儒林汪君之墓”前，认认真真鞠了三个躬，很让我感动。

赵：启先生用自己挣来的钱买来的第一本书，就是汪中的《述学》——他为什么特别对汪中具有亲切感呢?因为《述学》里面有一封信，信里意思是，每到寒夜，汪中只好与他母亲相拥取暖，流落街头，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所以启先生每每读到这儿都要掉眼泪，不断地从汪中的事上引起自己的痛苦回忆。所以在生活上他不愿意过多地回忆。从政治上来说，不断受到冲击，因为启先生是清朝皇家后裔，“反右”中也不能幸免。

打成“右派”时，老伴儿整天哭哭啼啼的很痛苦，启先生就劝她，说肯定我是右派：“我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啊?资产阶级都要革我的命，更甭说无产阶级了。”大有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感觉。虽然启先生很豁达能想开这些问题，但事实上，终究是对启先生造成一系列政治上的压抑。不光是工资减了，生活费少了，连上课讲课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一直在政治上受到压抑，一想起这些他就很痛苦，不愿意多回忆。有一次在我整理这个口述历史之前，有一位东北的女记者，访问了启先生几回，死说活说地磨，要启先生回忆经历，启先生没办法就说了几次。后来启先生跟我说，每说一次夜里都难受得睡不着觉，所以就不太愿意再说了。后来这女记者出了一本书叫《启功杂忆》。

艺术评论：那启老当时同意出这本书吗?

赵：没同意，她就是根据当时启先生说的那些内容，又增加了很多想当然的东西，连写带编，所以启先生也不太满意，就更不太愿意了。后来还是因为启先生年纪渐大进入晚年，很多人都觉得启先生身上有很多值得写的东西，是历史的见证。

艺术评论：对，从晚清、民国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些运动与文化大事，他都可以说是经历者与见证者。

赵：所以各方各界都呼吁启先生能够写，从政协，从中央文史馆，大家都有这个呼吁。所以后来启先生就接受了大家的呼吁，给后人一个交待。

艺术评论：他当时为什么就选择你作为口述的记录与整理者呢?

赵：因为我在他身边，在这之前很多事都是我帮着做的，再说启先生眼睛已经不行了。

艺术评论：所以很多事情你清楚一些。

赵：对。他说我记得还是比较忠实的，当然有些地方有加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都是根据真实的谈话提供的。讲几次就整理出一部分来，有些他提到的事情我还得去查一查，包括他家族在晚期的一些经历。这样整理完了以后我再细细慢慢地读一遍，他同意了认可了，记录没有违背他的意思，这样一步一步记下来，就成书了。

艺术评论：那整个口述历史用了多长时间?

赵：用了几个月吧，不到半年。但如果把整理的时间算上那就半年多吧。

艺术评论：因为还要考据、考证。那他讲的时候有没有(情绪激动)?

赵：当然讲到很感慨的事他也很伤感。遇到他比较愿意讲的事，比如谈到他的老师陈垣先生怎么帮助他、提携他，他当时也挺兴奋的。所以他还是饱含感情来回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