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秀苍  《三个对话者》  1987年  纸上水墨  200×200cm  台湾三原色艺术中心藏

　　总之，1985年以后，艺术家们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个价值混乱、衡器混乱的思想和理念的自由市场之中。在这样一种百花齐放的局势下，对旧有传统和历史的怀疑和抛弃也就变成了可能。新的思想、新的世界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一些艺术家看来，只要是旧的就是邪恶的，只要是旧的就是丑的，这个时候的思想逻辑是：旧的——无论是政治体制、艺术风格还是生活习惯——就是传统的，事实上，“反传统”的真正内涵是反束缚人的自由的一切桎梏。西方的达达主义产生于20世纪的第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于一种大规模文化破坏和解体的时期。中国的达达思想虽然直接搬用了西方人的遗产，但它产生的时间和背景却有所不同。这是在“文革”这一场持久的全国性文化破坏和浩劫之后，在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这个危机的复杂性在于伴随着对旧有体制、旧有思想的怀疑连同对过去的所有传统内容的本能抵触——中产生的。中国的这些青年达达主义者们所面对的现实也许不如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们所面对的现实那样令人绝望，但他们所经受的内在惶恐和幻灭，却并不亚于他们的西方前辈。

　　’85美术现象与团体

　　1986年第6期《美术》，刊登了马南驰（杨成寅）的一篇文章。这篇名为《一股美术思潮之概观》的文章将现代艺术潮流定义为“一点小小的混乱”和“小小的美术思潮”，并专门用了一小节来讨论这个问题：

　　有人把绝对自由主义拿来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爱怎么画就怎么画，画了再说。”……自由是一个哲学范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掌握。不了解、不掌握客观的规律，就无任何自由可言；艺术家不了解，不掌握美的规律、艺术的规律，在创作中也无任何自由可言！作为政治范畴，自由是人们在一定的法律和纪律约束范围内随意行动、不受限制的权利。自由在这里是与法律纪律相对的。世界上自古至今还没有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创作自由已被规定为我们在社会主义祖国艺术家们的权利。这种创作自由恐怕也不是绝对的自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虽然不是法律，但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应该考虑的、应该自觉贯彻的信条。党和国家给了我们的艺术家们以创作自由的权利，我们的艺术家们理应考虑到自己艺术实践对党和国家应尽的义务，应负的责任。

　　在这里的潜台词是：国家给予艺术家创作的条件，艺术家应当对此给予报答。显然，艺术的衡量标准掌握在“国家”手里。但是，“国家”在当时已经明确宣布艺术的创作自由是法律所保障的，宣布不干涉艺术家的创作活动。那么，是谁在代表“国家”，充当一个衡量报恩和忘恩行为的裁判呢？是那些艺术批评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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