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光  《玉米地》  1989年  油画  110×110cm

　　在’85、’86思潮中，引人注目的思想冲击来自那位奥地利的精神病医生对人格的病理学研究。西方人的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痛苦在片刻之间便在无数中国人的思想中引起了共鸣。关于人的本能、欲念的表述由此而逐渐变得大胆起来。柏格森的关于内在世界的延绵理论和烘托，尼采对酒神精神的悲剧性的称颂，使一大部分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如痴如醉。于是，大量的宣言和阐释文章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关于生命本能或生命需求的词句：

　　艺术的创造是欲罢不能的巨大生命需求。（王度[1956— ]）

　　形式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艺术形式就是艺术生命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外部样态。（陈箴[1955— ]）

　　艺术即生命自身。（李山[1942— ]）
 

　　……

　　与这种对自己本能的有意识渲染相联系的，是一种对孤独感和冷漠感的有意识强调。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成了这种发挥最生动简洁的论证。同时，尼采、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等人关于个体与世界、个性与社会的种种论述，也给集体意识一贯强烈的中国艺术家带来了某种新的思索线路。诸如“全能意志”、“本体”、“绝对精神”、“自在之物”一类的超验的哲学范畴一时间沸沸扬扬。这些概念自身的超验性似乎就已经向艺术家们指示了一种超乎尘世和人情冷暖之上的自我精神世界的画图。孤寂、荒诞、悲剧性、宗教氛围、牺牲精神成了一批艺术家所力图要在自己作品中展示的主题。值得提出的是，在对人自身的孤独和冷漠的提示同时，许多艺术家还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思想也当作了对孤寂的论释。

　　当尼采高喊“上帝死了”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种大胆的反叛和渎神的精神。而’85时期的中国现代艺术家们在接受尼采的思想影响时，无疑也借用了这位世纪末哲学家的这种反叛意识。在1985年以后，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关于“拿来”和借鉴的讨论，甚至关于“全盘西化”和“洋为中用”的论争成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对中国现状落后的愤懑不平引发了人们对文化和构成文化的中国人素质的责难，引发了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责难。与此同时，外部文化的强大和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人的心理压抑，又使另一部分人在光辉的历史和令人称羡的悠久传统中寻找安慰与力量。“寻根热”、“新儒学”与“全盘西化”针锋相对。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