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木、郑玉珂  《观念21》（之一）  1988年  行为

　　生命的内驱力——这一文化的背后力量在今天真正到了高扬的时刻了，我们渴望而“努力高兴地看待生命的各种形态”，建树起一个新的更为人本的精神模式，使之生命的进化过程更为有序。为此，我们反对那些病态的、末梢的罗可可式的艺术以及一切不健康的对生命进化不利的东西，因为这些“艺术”将助长人类弱的方面，它使人远离健康，远离生命的本体，这种病态的末梢的艺术喧闹声，将影响健康的人们倾听那来自生命内驱力的沉重而庄严的悲剧的钟声。

　　1987年左右，王广义开始了他的“后古典时期”。《后古典——大悲爱的复归》、《后古典——马太福音》、《马拉之死》、《三位一体》等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西方哲学和艺术史将艺术家引向了文化世界本身，而不是自然的物理变化或者内心的莫名的焦虑。“后古典时期”的作品是对西方经典作品的再认识，例如《后古典——大悲爱的复归》是对伦勃朗的《浪子回头》的一次“修正”。

　　此后，王广义采用直截了当的方格。一个多少弥漫着宗教气氛的空间成了观念符号的背景。我们不清楚《黑色理性——神圣比例》画中的A、O、X、M、A所示的五个矩形方块有什么具体象征意义。王广义给观众提示的精神指向的参考书目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有关“部分相似和一种交叉相似的网状形态”的分析章节。

　　在“绝对原则”系列中，舒群（1958— ）给我们提供的理性象征物是观念化的“建筑”。作品中的建筑究竟是教堂，还是艺术家对这种西方文化符号所进行的想象修正。按照艺术家自己的解释，“画面中黑色的宇宙空间感给我们一种无限感与永恒感。由远而近的十字架表现出一种时间性特征，下面的天体球面形象则造成较大的心理距离，建筑式的网络结构显出崇高、庄严、理智的特征。对所有这些形态的选择都无非是要进一步体现涉及彼岸的精神，这就是我当时提出的理性精神，实即关注存在的精神或称之为希伯来精神。” 1987年到1988年，舒群完成了“涉向彼岸”系列。“这套作品大多是以教堂或带崇高、神秘意味的建筑作为语言材料（造型材料），然后加以纯化和简化处理，把多余的细节全部扫除掉，只保留具有‘共相’特征的结构和色调，以便使之更具‘理性’（机械性、构成性）的意味。”（舒群）以后在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中，舒群展出了他的“最后的理性•绝对原则消解”系列。艺术家想说明“理性绘画”已经完成了传达时代精神的使命，下一步绘画应该走入自身，那就是，绘画应该是一门自然科学。

　　从1982年到1987年，任戬（1955— ）创作了“天狼星传说”、“天地冥人贯其中形而王”、“元化”三个系列的作品数十幅。“元化”系列里。任戬似乎在强调坚持东方精神的特殊性。在他看来，西方现代艺术中形式的解体与重新聚合本身，与东方的艺术观念有着明显的不同，问题不在抽象与具象，而在于寻找表达符合艺术家所处的文化精神氛围的语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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