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家园——李小可访谈录
0条评论 2013-07-12 15:14:10 来源:书画名家 作者:陈履生

2013年,在西藏梅里雪山.

2013年,在西藏梅里雪山.

主持语:

无论是《都市风情》组画,还是《藏域高原》组画,李小可作品中的“笔”与“墨”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他表现生存空间和自然意境的方式。因此,在中国画坛,李小可的作品和其他山水画家有所不同,他的山水作品更具有人文情怀和文化观照的意味。

水墨家园——李小可访谈录

地点: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美术馆

受访人:李小可

采访人:陈履生

陈履生:小可,在我的印象中您是一位大器晚成的画家。因为您的父亲是李可染先生这一特殊的家庭背景,大家也会用特别的眼光来看待您,应该说绝大多数是善意的眼神,包含着对可染先生的敬重,也包含着对他后人的期待。客观来说,社会对于名人之后,尤其是名画家之后有着一些成见,原因是名画家的后人成才的比较少,往往是吃老本的多。您的家风以及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人们已有的一些看法,因此对我而言,除了知道一些您过去的经历之外,还希望能够系统地了解您和您的艺术发展。

李小可:我的绘画最早是从大雅宝胡同甲2号院开始的。解放初期,这个院子里聚集着中国20世纪众多的艺术大家:李苦禅、董希文、张仃、周令钊、黄永玉、吴冠中、王朝闻等等。那时,我以孩子的目光看着前辈和师长们,虽然他们从事的艺术门类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对人的真切、炽热、亲和的态度。当时白石老人、徐悲鸿先生也经常来到院子里做客,我两岁的时候,白石老人还为我画过一幅《鲶鱼》,这个院子好像是一座20世纪的文化寺院,聚集着一批为艺术理想和艺术发展而努力的探寻者。我十几岁时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儿童画展并获奖,院子里的小孩包括李庚、李珠、黑蛮、黑妮都有参加。当时我获过两次奖,一次是参加印度“世界儿童画展”,我画了一幅《千帆图》,画了无数的帆船,很有意思的是现在我画的《水墨家园》中的北京老房子仍旧是特别满的构图,父亲的影响和自己的审美个性可能从那时就有了。

1960年,我进入中央美院附中。在附中实际上接受的是综合性的基础美术教育,老师们的认真和启发式的教学给学生们奠定了艺术发展的基础。当时学的百分之七十是西方美术技法,后来增加了国画学习内容,成立了国画班,曾受到蒋兆和的爱人萧琼先生关于工笔、线描的指导,卢沉、于月川也教我们水墨。当时只是启蒙教育,对中国画的表现并没有太深的了解。高亚光、王德娟、任之玉、张京生、仉凤舞等老师对我们进行基础教学,为我在素描、色彩、速写等方面打下了初步的绘画基础。1962年,因形势紧张,首次在艺术院校征兵,当时我年仅18岁,和六个附中同学一起参军。在部队承担着军事训练和执勤任务。大比武期间是通信兵尖子班成员,也表现得很出色。同时又是部队美术宣传创作的骨干。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部队就留不住了,复员后分配到北京内燃机总厂当锻工,打了10年铁。这期间进行了大量的业余美术宣传创作,参加了北京市工厂的业余美术创作活动。当时,王明明、石齐也都在企业中参加各种美术创作活动。“文革”后,父亲从丹江回来开始为宾馆创作作品。这时,我也开始研习水墨山水,这时候的画基本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也临摹一些父亲的作品。

1978年,父亲在“文革”以后重新计划到江南写生,再去黄山、三峡、四川,通过写生重新感受自然生活,进行了一批新的创作。当时父亲已年过七十,就让我跟着他,一是照顾他,帮他做各项辅助工作,同时也能跟着他一起写生,把“水墨山水”传承下去。那时,我跟父亲、母亲到黄山写生一个月。期间,正好有缘遇到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当时我在黄山也画了一批写生,其中有一幅名为《登天都峰》的画,父亲还帮着修改并题字。从黄山下山时,父亲只用了半天,一直走下来。实际上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下山后就感到心脏不舒服。后来又奔赴九华山并登上山顶,还画了很多速写,心脏的不适就更严重了。从九华山下来回到武汉并检查身体,医生说不能再往下走了,不然会出问题。因此停下了后面的行程,开始在武汉工艺美术研究所作关于山水画的学术讲座。这时,孙美兰、李行简也来到武汉。之后,我又跟李行简到河南鸡公山画了一些写生。随父亲写生、讲学回来后,我把当时写生的一些作品进行了整理。后来,我拿着整理好的作品给北京画院的崔子范院长看,以这批作品写生画进入了北京画院,当时是1979年。

80年代初,我曾跟随父亲的老朋友王肇民及广东美院院长郭绍钢一起到汕头、潮州画了一批写生。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两边长满灌木的幽深小路,这幅画是以交错、繁密的“线”为主,对后来的绘画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王肇民老师刻苦、严谨的艺术态度和大气简洁的画风对我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陈履生:可以说您于1979年进入北京画院是从业余进入到专业层面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写生入画院,进而继续写生。可是体验生活和写生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不像50年代初期李可染、张仃、罗铭先生等前辈的写生那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那个时代基于中国画的改造问题,时代要求画家走出画室,要求画家深入到生活中去反映现实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在这种不同时代的前后关系中,写生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李小可:第二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1986年、1987年到中央美院进修,当时选择的是画人物,在卢沉和周思聪的人物班进修两年。期间画了大量的人体速写和人物写生,周思聪上人体速写课时经常拿来一些西方大师的速写范本,如罗丹、席勒、莫迪尼亚尼等人的作品来启发我们,并和我们一起画速写,使我能看到她对造型表现的把握与概括。从这些练习中,我着重解决绘画中的造型和结构问题,由开始画不准和琐碎,练到后来就画得比较准、比较整,人物动态也表现得不错,受到了卢沉老师的肯定。进修的那个阶段正好是美术界的“八五新潮”时期,美院天天都有各种不同学术思想的讲座和交流,非常活跃。这时候多元文化思想的碰撞为我开启了一个文化性思考和比较的空间,给后来的创作选择带来了启发。

编辑:田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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