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者费大为曾这样描写这段时期，“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上千名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在一个没有画廊、没有美术馆、没有任何艺术系统支持的环境下，以空前的热情掀起了一次深远的艺术运动。他们彻夜地谈论艺术，苦苦地研读哲学着作。为了找钱制作作品或举办展览，为了参加那些随时有可能被关闭的展览。他们的作品在展览后极有可能被充公、被摧毁，或者被扔在角落里任其腐烂发霉。他们发动全国性的串联，热衷于举办研讨会，南北呼应，办起各种杂志，传播新思想。他们讨论宏大的文化问题，关心人类的命运，思考艺术的本质。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上百个激进的团体宣告成立，上千名艺术家加入进来，上百个展览在各地出现，一个比一个激烈、离奇的艺术宣言和计划被发表出来。这就是着名的‘85新潮’艺术运动。”

这场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1989年2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一群画家都参与其中，展览第二天，《时代周刊》就以“孵蛋、枪击、避孕套”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这些艺术家最初群居在圆明园和东村，随后渐次迁移至798和宋庄，遭遇了艺术市场和西方话语的淬炼。

1993年，“后89中国新艺术展”在香港举行，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第一次进入亚洲视野。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也开辟了“东方之路”展览，有十位中国当代艺术家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品第一次进入西方传统的艺术品市场。此时张晓刚已渐渐为人所知。1994年，他将几幅画递给香港的艺术品经纪人张颂仁，在回信中，张颂仁写道，“这些画是你给我的作品中最优秀的，再接再厉。”

从艺术家的成长来看，三十年左右时间孕育而出一些佼佼者，得到市场和艺术界的认可，这应该是艺术创作的正常节奏。张晓刚发现，在西方，一个艺术家40岁还是个年轻人，而40岁以后收藏艺术的人才对他开始关注，觉得经过多年磨练之后风格渐渐成熟。“而中国的炒家不考虑这些，你是不是大师跟我没关系，我得赶快把价格炒起来，扔给有钱人，那些接手的人倒霉发财都不管。就像娱乐圈的造星运动，一再淘汰淘汰。”

即使同样给中国艺术家三十年时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脱颖而出。成名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神秘和政治。一度风靡的“政治波普”和文革意象，也可看做85思潮的延续。

另一些艺术家，则试图从作为集体记忆的文革题材中走出来。这也是“寻找下一个张晓刚”的必然结果。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不存在文革的特殊记忆和感受，作品中也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和包袱。

“这些年轻人从过去老一辈那些过度中国化的视角中走出来。他们更具有全球的审美意识，并且喜欢大胆尝试而非拘泥于某个刻板印象中。你很难再给他们贴上一个模糊的群体标签─中国艺术家。他们要求人们把他们看作独立的个体。”Barbara Pollack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位于香港的画廊Artify去年12月刚刚成立，多与新艺术家合作，画作售价在数万港币。今年4月，它为北京31岁的艺术家宋洋在香港举办了画展。他的作品充满对消费社会的省思，如站在鞋柜前或是身上有香奈儿[微博]双C纹身图案的女孩。但一些西方藏家认为这些作品信息过多，充满批判和政治性，他们更喜欢“更单纯的艺术”，没有指向，自己理解当中的意思就好。

中国元素可不能没有。尤其整个艺术市场的主流消费者依然在欧美。Barbara Pollack认为，“中国艺术家很少被认为是个人意义上的天才，他们通常被西方世界看作是一个群体─‘外国’的有点让人困惑的代表。中国艺术家要获得国际认同，必须证明自己不仅是个市场现象，而是有持续的创造力。”

策展当中，王春辰依然使用了传统的中国元素。因为威尼斯双年展的整体主题为“百科宫殿”，王春辰将城市建设中被拆掉的徽派建筑搬到威尼斯的舞台之上。每个人对中国的诠释有别，至于平行展中引发争议的“中国元素”，还包括动车火车头，以及地震中砸坏的大卡车。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