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两种文化的交融体悟

关键词：家乡、“天安门事件”、东西德统一、东西方文化

周春芽于留学结束回到中国之后，从此，他就把根扎在成都，不管“人”玩到哪里，“心”总有一个归憩的家乡。

一月回到中国时先抵北京，从北京坐火车回到成都，在北京时他知道栗宪庭等人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马上就要开幕了，但当时的他归心似箭，没等到展览开幕就直奔成都。周春芽后来回想，大约就是当他从北京坐火车回成都的路上，他在成都的艺术家朋友们也正坐在从成都开往北京的火车途中要去参展，他们不只是这趟旅途走在相反的方向错身而过，这个情景就像是个预言一般，周春芽在艺术的旅途上，也从此确定跟他所有亲爱的朋友们错身而过，他走的是一条千山独行的道路，终其前半生迄今，周春芽都是一株在中国当代艺术土地上不能被归类的奇花异草，却也是一株绮丽精彩到美术史必须为之书写本纪的奇花异草。

一九八九这一年发生了好多事，周春芽年初回到成都画院工作，六月就发生“天安门事件”，他目睹了政府军队和学生发生的大规模冲突。同时，也结束了第一次婚姻，自己带着八岁的女儿一起生活。一九九○年东西德统一。事事跟他切身相关的，如此晦暗而混乱的一年，几乎没有办法画一张画。

因为向往世界，所以在而立之年去国留学，也因为看过了世界，才认识了自己——他认识到原来在中国艺术传统里，有如此取之不尽的珍宝等着他。这段生活上胶着迟滞的时间里，从《出塞曲》开始触动的，来自于母亲对于音乐的素养，延伸至来自于父亲对于中国传统文人绘画的爱好，吸引他的诸如元四家、董其昌、以及明末清初那几位于无可奈何的时代选择遁世出家、自我放逐到艺术中的四僧，他们的笔墨山水虽然枯索、但有奔放的真激情；除此之外，尤其是黄宾虹以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艺术家，在一场大时代的激流之中，稳定而坚持地从探索民族文化源头入手，对于中国艺术史传统的深刻洞察与热忱，以“浑厚华滋”为精神重塑的美学依归，与一种质朴的生存理想。这些古典文人的传统精华、精神高度，深刻地刺激、活化了他的创作思维。这是周春芽创作生涯中一段最重要的反刍、潜蛰期，从这里，他体悟到中国文人画传统发展脉络里，一种跟西方艺术发展中，以对于前人与传统的颠覆与革命为唯一手段的思维理路完全不同的高妙法门——中国文人画的发展，是透过对于前人在绘画专业上长期而极致地摹写仿效的致敬礼之后，然后从中发展出个别独立而成熟完整的自我表达面貌。

透过对于这两种文化深刻的理解与体悟，周春芽从此展开了他璀色灿烂而精彩万端的艺术风格。而对于中国传统的探索与反刍，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成为周春芽终生持续的一个习惯，每个时期他都会有一层新的体悟，或可以说，他随时都能从中获得新的滋养。近日，则是明末清初金陵八家龚贤的无人山水深深吸引了他，龚贤笔下明明画的是江南的润泽，但彷佛是将焦稠的宿墨重新和了水，在纸上晕染半开似的，他的画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看似安静平常，实则浓厚忧殇的清阒孤寂之气。青年时期的龚贤正值明末清初天下动乱的时代，避居扬州一年，即亲睹清兵攻破史可法死守的扬州城之后的十日大屠城。这样的艺术可说是直抒胸臆，直抒一个文人面对家国、社稷、人民与苦难的极痛之后，以整个生命所咀嚼、反刍出来的凄绝精魄。

这些画看是画山水，可是你能说：“中国的文人画跟政治无关？你能说艺术跟政治无关吗？”盯着龚贤的画册，周春芽这样提问的同时，心里当然已经有答案。

这样的问题其实有人回答过——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文化人身分的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也是音乐家、作曲家的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8）就说过：“所有的艺术，即使是最为私人形式的一种诗歌——也就是抒情诗––都是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的。”这段话被另一位二十世纪巨儒，同样身为文化评论家、哲学家、与音乐家、乐评人的萨依德（Edward W. Said，1935—2003）在接受巴勒斯坦之音电台专访（该电台对于萨依德一系列的访问，后集结为《文化与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一书出版），以及其它演讲与讨论中，也经常引述来论证政治对于人类现世生活无可回避的影响。

编辑：田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