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专： 《征兆》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我觉得现在整个当代艺术批评领域中，还没有形成对这种作品的解读机制，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建立了这样的解读机制，整个批评界也会往前走一大步。

汪建伟：与“征候性阅读”相关的还有两个因素，如何保持某种不完全的阅读？我的作品中，我希望让某一部分征候发作，让另外一部分受到限制。这是我反过来读王广义作品的理解，“为什么只能如此简单？”——没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反而我们更多的是想展示我们有“反映”问题的能力，但当我们没有了这样的能力之后，我想我们会有新的一种能力。

黄专：当代艺术也是一个“熵”的过程，当自由不再受限制，它的能量很快就会加速耗散，而旧式的批评方式也正在加剧这种消耗过程，这很有启示意义。

让我们回头谈谈博伊斯。我一直觉得整个当代艺术史是以博伊斯划界的：在他之前是“前博伊斯时代”，在他身后是“后博伊斯时代”。博伊斯提出了很多问题，他有两重性，一个是他完全打乱了原来意义上的当代艺术的反映论批判和从杜尚开始的哲学意义上的实验性，他的创作盛期与阿尔都塞、福柯理论的产生是同步的，他一生进行的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话语权力批判，他运用了很多手段去揭露现代国家制度、教育制度、环境制度的反人性本质，他把艺术提升到与同时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相同的高度，但他的知识构成却是非常古典的，他欣赏的艺术家是达芬奇、歌德，他信奉的哲学是19世纪施泰纳的人智学，他信仰的宗教是萨满教。我觉得这一点正是博伊斯的矛盾所在——他把艺术提升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水准，这与达芬奇将艺术提升到科学水准的贡献是一样的，都是他们之前的艺术所没能达到的高度，但同时博伊斯的矛盾性也正在于他保持了某种古典情愫，这种古典情愫是他最大的尾巴，这个尾巴强调了人性的超验性，而这种超验的、普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正是阿尔都塞和福柯批判的东西。博伊斯扩展的艺术概念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社会雕塑”，力图打破专业化和体制化了的艺术门类，并最大限度地提升其公共活动能量；另一个是“人人都是艺术家”，将艺术作为一种普遍的、民主性的创造力，这种艺术人道主义就是他的古典主义的尾巴，正是它极大地限制了他作为当代艺术家的开放性。

人类认识自己的最大悖论是：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但人在认识自己的时却总是希望找到一种超越这种局限性的东西。古典时代人找到的代用品是“上帝”，到了康德时代，他开始企图将这种局限变成一种关于事实确证性的知识基础，他首次认识到人作为动物的最大特性是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是一体的，人通过自己的组织性行为来获取认知，但这种理论并没有解答一个人怎样超越自己的局限认识自己，最后它也只有保留“物自体”这类形而上的神话。福柯所要揭露的就是这类神话，人只能在自己的局限中认识自己，任何超验性认识主体的设想都无法提供确证性知识，由此他也反对普遍绝对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因为这种以虚假的想象作为伦理目标的理论只能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专制主义；另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福柯对人本科学的批判、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权力的批判和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指出了抽象人道主义的危险：它常常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

博伊斯抽象的艺术人道主义的局限影响着博伊斯时代之后当代艺术的走向：一个是当代艺术并没有摆脱现实权力的控制，反而成为更加社会化的控制系统（如博物馆、双年展、策划人等等）和更加完备的资本操控系统（艺术市场、拍卖行等等）奴役的对象；一个是当代艺术日益走向犬儒化和非人文化，艺术不再真正思考和探讨与人有关的问题，而重新成为由特定技术系统控制的专业性实践。中国当代艺术正在通过所谓国际性成功走入这种控制系统。

汪建伟：现在已经看到了博伊斯的“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话的漏洞了，他坚持了超验的部分，就会最终走向建立一个新的上帝的系统，这也恰恰是阿尔都塞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的最大的问题所在，即成功地通过物理化实践把一个个体的结构性的和想象性的系统进行替换。博伊斯的意义在于——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经验和知识可以跟艺术产生关联，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就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所有的人也就可以跟当代艺术产生关联，但当他说“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候，也即他的人道主义落实的时候，就又潜在地否定掉了这个东西，这也是福柯所反对的，这里面暗含了一种话语权力，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成“人人都可以不喜欢艺术”，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我发现以人道主义作为谈话内容特别招人喜欢——“人人都是艺术家”首先是被控制在艺术家手里的。

黄专：福柯、阿尔都塞、波普尔并不是人道主义的反对者，他们要揭露的是传统人道主义的控制本质；他们也不反对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反对将真理绝对化，我们只能通过排斥谬误、反抗控制或试错性的知识实践才能慢慢逼近真理。为什么我们都习惯说“正确”的话？因为“正确”的话背后往往潜藏着某种权力的影子，它给我们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但却将真实隐盖起来。相反，有时“错误”的话反倒可以让你摆脱某种控制，我们需要通过说错话的实践来慢慢靠近真理。抽象的艺术人道主义正是在制造当代艺术合法性的同时，将一种新的控制系统强加给了我们。

汪建伟：“为人民服务”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个案，当你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你已经是站到比“人民”高的位置上了。伦理姿态往往是建立话语权力的征兆。我更愿意从一种关系的角度去谈知识、权力、和控制的循环——艾柯说过，围绕着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可能是一部百科全书。就是说谁有权力，谁就决定了他和其它事物的关联的合法性，最后就变成如何去争夺这种合法性。我觉得今天我们深陷入对这种合法性的争夺，就像布尔迪厄所说，他说现代社会最大的暴力就是对合法性的争夺。当一个个人的意识形态消失以后，你会感觉他的这句话越来越准确，知识本身已经退到其后。而是谁在控制它的唯一性？在我的词汇中，我会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就是“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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