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新表现主义是去了德国才接触到的？

周：是的，1987年、1988年刚好是新表现主义在全世界最火的时候，当时德国每个城市的美术馆正面大厅的墙上都挂着新表现主义的作品，我那时为看美术馆基本上跑遍了整个德国。而且到了那我才发现德国人的民族精神是非常强烈的，现在很多人说我民族主义，其实我这种民族主义都是跟德国人学的，那时候中国哪里有民族主义，自己骂自己，自己讽刺自己是经常的事，但在德国，从来不会有德国人骂自己的国家，他们可以骂希特勒，骂纳粹，但不会骂德国，骂德意志民族。

记者：你说过“我的艺术完全得益于出国，没有出国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发展。”我很想知道你在德国的老师、同学和生活。

周：去德国留学的这三年对我这一生都非常重要，特别多的转折，不仅仅给我的艺术提供了更宽阔的路，也让我认识了很多重要的人，包括我的老师。

到德国的第一年我基本上没有画画，都在学德语。那时候确实是非常艰苦的，我这一生里唯一一次靠体力赚钱的经历就是学德语时在火车站当了40天搬运工。后来到卡尔斯鲁厄考美术学院，还是因为口语很差没考上，而且身上只剩下5马克，很惨的，当时5马克是不够坐火车回我读德语的比勒菲尔德的，只能买到三分之一的路程，还好我知道列车员只在发车后的两三站检票，所以我买了4站票，才成功逃票回去。

卡尔斯鲁厄没考上我就去了卡塞尔，卡塞尔的杜库门塔（Documenta）非常有名，跟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视觉艺术展，我写了封信到卡塞尔综合大学的一个留学生机构，那时我的年龄也不小了，去德国时已经30岁了，很多美术学院是不收30岁以上的学生的，幸运的是后来我还是作为旁听生被录取了。

最开始的老师是教传统素描的，我想我在中国已经学了4年，不需要再学了，于是又到课程墙上选授课老师，看到一个叫做“集体谈话、个别谈话”的课程，我觉得这个课特别好，不用画素描，而且谈话嘛，刚好可以练习语言。隔天我就去了那老师的办公室，当时他55岁，和我现在一样大，但看起来还是很精神，红光满面的。我一说自己是中国人他更高兴了，第一句话就问“你知道收租院吗？”我说知道啊，就在我家乡旁边，做收租院的艺术家都是我们老师。那天就好像上帝安排好的，我跟他讲了很多收租院的情况，他非常激动，说自己找了很久，问了很多人都不了解，随后就写了张两千马克的支票要给我，说这是信息费。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中国人的观念里这是举手之劳而已，但他说这是我在研究的课题，你为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是你应该得到的报酬。

之后他又让我把学生宿舍退掉搬到他那去住，当他的助手，每个月给我600马克工资，而且帮我转成了学校的正式生。在得知我来德国的愿望是参观美术馆时，他就说好，那就这样，我开车带你去看展览。我记得他带我看的第一个美术馆就是珂勒惠支美术馆，珂勒惠支由于当时鲁迅的介绍在中国的影响很大，我们最开始了解德国就是通过珂勒惠支，所以美术馆的签名本上有很多中国人的名字。后来他又带着我把德国的各个城市、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走了一遍，这样的方式对我来说比具体学一门课更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中国的艺术一定要与世界交流，一定要了解艺术在世界的发展。

那个老师叫莱勒•卡尔哈尔德（Reiner Kallhardt），他对我这一生的帮助太大了。去年我回德国时他已经76岁了，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们聊起了过去和今天，他告诉我：“有生之年，非常欣慰能看到自己心爱的学生成为了著名艺术家。”当时他执意要把一幅我以前送他的作品——《若尔盖的春天》还给我，他认为这张画对我非常重要，应该被美术馆收藏的而不是他的手中。当时我非常感动，但不愿收回这幅画，后来我了解到他特别期望在湖边上安度晚年，于是就想到把画拿到国内来拍卖，拍卖所得的收入也可以满足老师每天一出家门就在湖边钓鱼的愿望，也是我回报给老师的一份礼物。

记者：你们之间有过很多关于中国的话题吗？

周：太多了，每天晚上我都跟他在一起聊天，那时候话题不仅是艺术上的，什么都讨论，我的德语很大程度上是在那时候提高的。Reiner很喜欢毛泽东，我有时跟他争论，说毛泽东也有很多缺点，但他非常固执，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资本论读了很多遍，而且当时他还是德国共产党的一个小领导，1968年时就作为亲中国的共产党员参加过当时欧洲的学生运动，所以他对中国人特别友善，我是他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之后他一共带了20几个中国学生。而他喜欢“收租院”也是因为他推崇艺术与生活的紧密结合，这组群雕反映了中国农村真实的情况，当时唯一一本收租院的资料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画册，他把画册里的每一张照片做成丝网版画挂在家里。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