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看过何多苓1991年给你写的信，说到那时中国画家在纽约的“画廊——红光亮——绿卡”的商业画家模式，挺悲凉的。当年你没选择留在国外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周：其实我出国的想法和很多留学生不一样，很多人出国是为了到国外生活，因为那时国内的生活确实太差了，另一方面艺术也没什么自由。但是我当时出去的理想就是把国外的好的东西学到后回国，我有很强的自尊心，觉得中国艺术太落后了，想做些改变。Reiner也鼓励我回来，他说一个艺术家一定要回到自己的祖国艺术才会有发展，现在我非常感谢他的这个鼓励，觉得自己幸好回来了。但1989年年初回来后生活也还是挺艰难的，在成都画院时工资是一百多块钱人民币，Reiner知道后就每个月给我寄一封信，附上50马克，相当于三百多人民币，1989年我和我的第二任妻子每个月都在盼他的信，现在想起来特别感动。

其实中国艺术家在国外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很多人在街头帮人画像。我在德国时也想过去街头画像赚钱，但当时有个好朋友，一个德国人，听说我要到街头画像就劝我，他觉得一个艺术家不应该这样，于是他每天开车带着我到他乡下的亲戚家，挨家挨户地画，一张素描50马克，运气好的话有人会同意画油画，200马克，还请我吃一顿饭。我在德国还是遇到了很多好人，德国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开始很冷，但其实很重感情，一旦成了你的朋友甩也甩不掉，我跟我的老师也经常因为一些政治或社会问题吵得面红耳赤，但第二天就好了。

记者：1977年你赶上了第一届高考，“后89”的时候你刚从德国回来。其实你很多重要阶段都跟大环境相关。我记得“后89”的口号是“迈进90年代”，当时大多数艺术家都将自己置入当时剧烈变化的现实语境当中，但你回国后却玩起了山石园林，像传统的文人，和同时代的艺术家比起来，作品中有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感觉。

周：出国以前我不仅仅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知之甚少，因为“文革”几乎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摧毁了，但即便我没读过儒家的著作，儒家思想还是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的思维里的。出国后我开始意识到这种强烈的文化差异，比如以前在学校集体宿舍时，有一天我做完饭去叫两个当时正在砍柴的德国女同学吃饭，我一催她们就生气了，是真的生气了，她们说“我们在做事情，你要叫我们吃饭必须问我们事情做完了没”，为这个事我们还争论了很久。在德国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我可不可以帮你”，在中国帮助别人还要征得同意吗？说明德国真的非常重视人的尊严、个性和独立性，而中国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文化其实没有好坏，你看当时德国的物质世界相比起中国可以说是天堂了，但德国人真的很孤独，有些乡下的人有车有大房子，乐趣却是每天看从家门口经过的行人。

我在德国待了三年，其实非常想家乡，想我的女儿，后来有两个音乐学院的朋友，男的弹琵琶，女的弹古筝的，想托我帮忙来德国发展，我给他们回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劝他们不要来。那阵子我每天听他们给我寄来的作品磁带，越听越想家，特别是听到《塞上曲》，那种音乐特别动人，像刺到心里的，之前我一直是喜欢西方古典乐的，但古筝和琵琶，以及强烈的文化冲突激发了我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的意识。

但刚回国那年国家发生的一些事让我一整年没心思画画。一年后我才开始接触传统绘画，黄宾虹、“四王”、“四僧”，我通过画中的山水、花鸟、太湖石慢慢去认识、了解、体会他们，我觉得自己是在补课，即便搞的是当代艺术，有些情感也是可以融通的。但我的方向跟当时中国的其他当代艺术家还是有点反差的。我记得刚回国时栗宪庭他们在忙“中国现代艺术展”，我从北京一个人坐火车回成都时张晓刚、叶永青他们正坐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有点像当年“秋收起义”，轰轰烈烈搞革命的感觉。大家对西方艺术充满了渴望，也都在尝试，我在国外也了解了很多装置、行为、影像甚至新媒体艺术，但我想通过传统的东西找到一些新的语言。

我觉得总要有人做不同的事，每个时代都需要前卫的艺术家，需要很多有勇气的人去探索，因为如果没有人去冲击，即便有传统也不能很好地保护。相反地，再前卫的艺术都会变为传统，所以尊重传统也是尊重现在。1988年我在卡塞尔看过一个奥地利的展览，一个展厅展出的是奥地利传统艺术，叫“红黄蓝”，另一边则是“奥地利行为艺术回顾展”，奥地利总理在开幕式上说“没有曾经的探索，就不会有红黄蓝”，一句话就将两个展览联系在一起了。

一个艺术家不可能也不需要担负所有责任，对我来说找到差异性很重要，曾经有个艺术家说过一句话——“我不一定比你好，但我跟你不一样”，我觉得这是西方艺术精华的部分。但尽管我和其他艺术家采取的方式、手段不一样，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

记者：我觉得你回国后的作品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转向了笔触和肌理的叙事，最早的“山石”里颜料凝结和调色油的流动效果很像国画中的皴擦点染，有浓淡、干湿和软硬。

周：对，我觉得这种手法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结合，很多色彩的对比是基于对西方艺术的了解后产生的，但那种皴法，包括一些点和线条，又是受传统绘画的影响。1990年代初我有些作品中肌理的处理还是有意识的在模仿和尝试，那段时间非常重要，它让我现在的用笔潜移默化地接近了传统绘画。但传统绘画在材料上毕竟还是有些局限，宣纸上的层次再丰富，肌理的表现都不如油画，我用油画中一些偶然的效果增进了肌理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美术馆，所以绘画总是挂在屋子里被欣赏，但现代美术馆的格局改变了绘画的尺寸和功能，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观看者，这就要求现代绘画在色彩、构图以及体裁上必须更强烈，毕竟艺术的表现形式跟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