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美术学院

叶：当时我和张晓刚、周春芽走得比较近，大家在一起。我们一开始就是喜欢色彩风景，我记得那会儿每天我们要出去画画，每天早上一醒过来就要先去画一张风景。那个时候春芽色彩特别漂亮，特别成熟。只要他一出去画画，我和张晓刚一个人在左边，一个人在右边，春芽画一笔，我们画一笔，模仿他。

太阳升起的时候要画一张日出的作品，吃完早点去上课；上完课吃完午饭又画一张风景，画完之后再去上课；上课完了之后赶快再画一些风景，画完了以后再去吃晚饭；吃完晚饭同学之间就开始轮流坐，比如今天我当模特，全部人来画，就这样有几个学习的小组。最大的学习小组是以何多苓为首的，因为何多苓当时是整个学校的偶像，公认画得最好，然后他身边人很多，他一出场差不多有五十个人，像驾云一样地跟在后面，因为同学都很崇拜他；然后他能拉手风琴，就是那种最风流倜傥学校里的才子，诗歌、画画比所有人都高一大截。

高小华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挺准的，他就说何多苓就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天才，因为何多苓当时的画有像苏联巡回画派、尤其像谢洛夫那样的最典型的作品，画每个人都画得特别像，但是又比真实要美一点。所以他画美女的像，画灰灰的、很忧郁的那种情调，如果生在19世纪他一定是个大师，他可惜生在了有些粗犷的时代。但是80年代都非常有文艺青年的气氛，所以追随他的人很多。

相对比较老实的一群就是我、张晓刚和程丛林，我们走得比较近。程丛林是我们这个小群体的核心，他做事情组织能力比较强，我们当时特别崇拜理性，因为经历过“文革”，从“文革”那种岁月成长起来的人，我觉得内心其实有一种对“理性”的渴望，即一个人能够把事情很有规律地整理并反省。这是我以前在云南的所有的生活里面没有遇到过的，我们身边的同学却都有一种阅读习惯，有很理性的思辨，对很多东西能做归纳和整理与反省，还同学校之外的不同的人建立通信联系，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天空。

那个时候程丛林和高小华有一次旅行，那个时候他开始认识了陈丹青，陈丹青是我们在昆明就有耳闻的，他跟陈丹青建立了一种通信的关系，每一封陈丹青的信他都会给我们传阅。他有点像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头，我们经常在一起画画。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小组，但是最大的两个学习小组，一个何多苓的，一个程丛林为首。程丛林旅行回来以后就一直在跟张晓刚和我说应该离开四川美院到外面去看。后来他就开始跟张晓刚和我说我们应该攒一笔钱，说：“你们每个月拿10块钱给我，我帮你们攒起来，如果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出去看了。”那会儿出去的意味，就是可以坐船从重庆沿江而下到武汉、上海、北京，他帮我们设计了这样一条线路。

回云南

叶：那个时候我们每个假期还要回到云南，每次回来就觉得反差很大，因为我们的另外一帮朋友是在云南的这些艺术家，他们在云南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当时的老师那一辈实际上是很强大的，他们基本上接受着他们老师的影响，就是像丁绍光这样的影响，所以完全反对现实主义的东西。

当时，我们身边的四川同学已经开始成名，因为伤痕美术已经在全国开始被发表。但是云南是另外一帮长辈，他们很成熟，像蒋铁峰、丁绍光、姚钟华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开始聚集了另外一种力量。当时他们以“申社”的名义做过一个展览，那一年是猴年，是1980年，黄永玉还做了一张猴子的邮票，现在卖得很贵。那展览展示的全部是用高丽纸画的重彩，云南重彩绘画，其实都是用了蒙德里安和保罗•克利的方法画一些少数民族的形象，那种形式主义在当时显得特别新颖。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交流，我印象深的是吴冠中来学校做过讲座。

还有，“星星画会”的黄锐和马德升来过重庆，在重庆的一个陈列馆（那会儿还没有美术馆）里展览。“星星画会”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有点像在大街上喊口号的东西，马德升他们那种革命性的活动，像科勒惠支一般；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有点形式主义的作品，像曲磊磊他们的作品，当时的印象都很深。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礼堂里面的报告会，报告会上的马德升是一个非常有煽动性的人。

马德升和黄锐住在刘世同的寝室里边。刘世同是我们的美院同学，是版画系的，和王亥同班，后来过世了。刘世同来自云南，是云南的知青，所以和我们走得比较近；他也跟云南的一些艺术家像苏新宏有通信关系，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他觉得特别能沟通的就是“星星画会”这几个人。

“星星画会”那一天在大礼堂做讲座的时候，人山人海，不光椅子上全部坐满了，站的站，坐的坐，然后窗子上、树上都有人吊着在听。马德升一直说艺术就是要为人生而艺术，黄锐是说艺术还是一种形式，于是两个人就在讲台上打起来。黄锐是很冷静的人，是他们的一个头；但是马德升是另外一种真，他拄着个拐杖，就像天生的上大街游行的那类。他们描述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墙；四川的薛明德也和他们一块参加了，用铁丝把作品挂出来。

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些交流，我记得我们每一年回到昆明的时候，我们都把身边认为画得很好的同学作品带回去传播，像何多苓、程丛林的习作，每个人给我们很多张。我们把画带去给毛旭辉他们，毛旭辉受这个影响是最大的。毛旭辉其实是在云南鲜有的受惠于外来影响的艺术家，其他人更多都是直接受他们的老师影响，只有毛旭辉愿意接受四川画派影响。所以，我们每一次回去就要把这些课堂作业带给昆明的人，互相传看，包括到现在都还在流传。现在已经有一些作品在拍卖会上出来了，都是当年借给这些人临摹的作品。

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开始有一点点挣钱的机会，就是我和张晓刚最早合作了一套连环画，当时唯一能够带来经济收入的就是画连环画。我们画过一组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是用线描和水彩画的连环画。脚本还是用云南少数民族的一个民间故事改编的，是张晓刚的二哥写的脚本，然后我们就依着那个脚本画，画出来以后就在陈列馆卖掉了，好像是卖了一百还是二百块钱。卖了这个画以后，我们俩想了半天，就去买了一个石膏头像，就是西方雕塑翻制成石膏用以练习的这种头像。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没有考上学校，而且我们俩在学校一直觉得自己石膏画得不好，所以每次回到昆明，我们还要补习。

当时坐火车回到昆明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要两天，中途还要下车再等车。一路上都没有座位，只能站到昆明，所以我们抱着石膏像，还借了一个骷髅，就是人的头骨盖。当时想着这次我们回去第一要攻克外语，第二就是要背下所有的肌肉和人体的骨骼，另外就是把石膏画得棒棒的，一路上就这样回到昆明。

我记得我父母帮我借了一个房子，我和张晓刚就住在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办展览，把四川美院所有同学的作品挂在里面，一方面作为一种范本，另一方面也是展示，等于是一个交流的基地。所有昆明的年轻人就可以来我们的房子看、交流。我们每天在那画石膏像，完了之后就把石膏送给昆明我们还没考上美院的一位同学。后来这个同学也考上了，他考的是79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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