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本论”遭质疑

在真章中，猞猁的嘴巴左侧与最里面的椭圆形有点距离。在兰的版本中，两者连在了一起。维尔丁再查阅塞西图书馆的目录，并没有找到《星座信使》。

布莱德坎普把柏林这次研讨会的结果汇编成两册的《伽利略的O》。这套书英文版原计划于2011年10月出版。2011年夏天，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文艺复兴史学家尼克·维尔丁为《文艺复兴季刊》撰写这本书的书评。尽管有很多复杂的文本可以参考，维尔丁仍发现这本书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兰的版本中的一幅水彩月图与佛罗伦萨草图“风格相似”，但其水彩细节上却与草图不一致。

我最近在维吉尼亚一家餐馆遇到了维尔丁。他是一个消瘦淡漠的英国人，40岁出头，发线后移。维尔丁告诉我，在提交书评后，他听说2005年至2006年间出现了一些可疑的图书馆印章。其中的猞猁印章与兰的《星座信使》相符。

维尔丁找来猞猁科学院创始人费特利考·塞西私人藏书的真章电子版，进行高分辨率的细节比较。在两个章中，猞猁都出现在正中央，其外是两个椭圆形，还有一行拉丁文（来自费特利考·塞西图书馆，蒙蒂塞利贵族侯爵），然后是第三个椭圆形。维尔丁随后再检验兰的《星座信使》的章。在真章中，猞猁的嘴巴左侧与最里面的椭圆形有点距离。在兰的版本中，两者连在了一起。维尔丁再查阅塞西图书馆的目录，并没有找到《星座信使》。维尔丁要求《文艺复兴季刊》暂不发表他的书评。

维尔丁查伽利略文献，也找不到关于有水彩画的《星座信使》的信息。在查阅过程中，维尔丁看到了金格利奇2009年刊于《伽利略研究杂志》的文章。关于兰的《星座信使》，金格利奇曾有过几种看法，但他不赞同布莱德坎普的“副本论”。根据史料记录，伽利略于1610年2月收到了副本。布莱德坎普的观点是，伽利略观察月亮后直接作水彩画，但兰的版本中的一个月亮侧面是2月28日以后才画的。而《星座信使》3月13日出版——在出版前把水彩画转变为蚀刻，在时间上显然不够。

金格利奇还指出，兰的版本中，每幅月图都是直径81毫米。但在第一版本的《星座信使》中，有四幅蚀刻月图是同样大小的，而第五幅却比其它的小了4毫米。金格利奇认为，如果蚀刻月图是根据水彩图而作，那么每一幅都应该跟水彩月图一样大小。金格利奇据此总结道，这些证据“有力”地显示了兰的版本中的水彩画是伪造的。

《伽利略研究杂志》的受众很小，金格利奇迫切希望帮维尔丁把文章登上《文艺复兴季刊》，这本杂志的读者更多。金格利奇向维尔丁指出伽利略作品《几何和军事用之比例规的操作法》存在三本可疑的书，这三本书在两名意大利人把《星座信使》卖给兰的前后出现在市场上。《操作法》一书出版于1606年，当时只印了60本，目前约有25本存世。2008年，克里斯蒂买了一本，价值50万美元。

2005年末至2006年初，金格利奇检验过三本《操作法》，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古怪（其中一本是兰入手的）。文字过深地嵌入纸中，印刷方式存在时代出入，而水印也与那些正版的不太一样。他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兰，但兰要求他不要公开这些观点。

2006年末，华盛顿特区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的弗兰克·莫尔利代表美国东海岸一个藏书家鉴定两本可疑的《操作法》。莫尔利进入国会图书馆，把两本可疑的书与正版书放在一起比较。在可疑版本中，字体没那么“干脆”，纸浆在钢丝网上干燥而得的印记不那么“均匀与平滑”。莫尔利还注意到一处可疑的印刷错误——“dal mio”两个词的上部与下部连接怪异，就像移位的地质板块。莫尔利告诉我：“这在凸印活字印刷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一份机密报告中，他向那位东海岸收藏家说：“这几本书是为骗钱而伪造的。”这位收藏家就像兰一样，不愿意公开这样的信息。

维尔丁发现那几本《操作法》与兰的《星座信使》共同点多得惊人，当他知道这些书都与德卡洛——与兰一起拜访金格利奇的意大利人有关时，他的疑虑更重了。德卡洛早期进入罕见书交易行业，与兰建立联系，经常有别人买不到的书。德卡洛吹嘘有渠道获得南美的一些藏书。维尔丁试图追踪德卡洛，但他发现对方已离开了这个行业。

维尔丁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布莱德坎普，对方却大为光火，认为这是挑衅。“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次机会看到兰的那本书。写鉴定性文章，却不曾仔细研究原物，这是方法论上的致命性缺陷。”布莱德坎普写信给维尔丁，争论道，质疑兰的版本的真实性是“愚蠢的”。如果这本书是伪书，那么“科学史就要关门倒闭了”。

2012年3月，维尔丁向《文艺复兴季刊》投出了修改后的书评。他写道：“《伽利略的O》有时给人的印象像‘来自犯罪现场的法庭报告’”，另外，参与研讨的普林斯顿图书学学者保罗·尼德汉姆“善意地提醒我们，很多人参与到了一本古籍的现代化制作当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目前仍很活跃。”

一个意大利书商的崛起

有一天，德卡洛在这里遇上了掌管梵蒂冈图书馆及其机密文献的梅加。他们交上了朋友，并时常在一起讨论信仰。后来，梅加给了德卡洛一个罕见的特权——梵蒂冈图书馆卡片式目录的通道。

9月的一天早晨，我拜访了德卡洛。我到他家时他正在等我。这个夏天我们已经通过信。他告诉我，他很高兴首次向一个真正对他的品行感兴趣的人披露自己生活的细节。

德卡洛家的三楼挂着一幅伽利略的小画像。“我非常喜欢伽利略，喜欢他思考的方式。” 德卡洛说，这种仰慕之情产生于他还在意大利小镇奥维亚托生活的青少年期。当时的德卡洛以离经叛道为荣，尊伽利略为偶像。在20岁之前，德卡洛已经读完伽利略的420封信。

1998年，法律专业、大学辍学后工作于维罗纳的德卡洛闲暇时总去逛一家罕见书书店，一位年轻的收藏家向他传授了这个行业的门道。

1999年，德卡洛开始在欧洲的图书交易会上搜寻书籍、古望远镜等。在米兰图书交易会，他认识了阿根廷书商丹尼尔·帕斯托尼。帕斯托尼邀请德卡洛前往参观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书店。很快，德卡洛每个月都有一周时间流连在帕斯托尼的书店。这家书店是收藏家频繁出现的地方。德卡洛说，有一天，他在这里遇上了掌管梵蒂冈图书馆及其机密文献的梅加。德卡洛与梅加交上了朋友，并时常在一起讨论信仰。后来，梅加给了德卡洛一个罕见的特权——梵蒂冈图书馆卡片式目录的通道。

2003年2月12日，德卡洛和梅加进行了一宗非比寻常的交易。德卡洛给图书馆16本椠本（古代用木板雕字所印的图书——译者注）——1501年前出版的书，还有三册15世纪的手稿，价值大约为10万美元。作为交换，德卡洛得到了6本书，价值超过100万。这些书包括曾属于教皇乌尔班七世亲戚收藏的三本伽利略著作。梵蒂冈图书馆还有伽利略的其它书籍，而且正在扩充它的椠本收藏。（德卡洛如此解释这桩明显不公平的交易：如果你身处维罗纳，水对你来说价值多少？1分钱。但在沙漠里，水可以价值百万。）教皇的秘书批准了这桩交易，但图书馆的一些人很快注意到这是一桩蚀本生意。2003年春天，梅加的下属交涉叫停了德卡洛与图书馆的第二次交易。

2005年，德卡洛和意大利书商飞利浦·罗汤多及阿根廷书商丹尼尔·帕斯托里一起参加了米兰图书交易会。意大利一位文化遗产主管向国家宪兵队报警称，这几个人正在展销弗朗切斯科·科隆纳（Francesco Colonna）的《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这本书出版于1499年，因其繁复的木刻插图而闻名。这本书原来属于米兰的一个私人图书馆。警察告诉这几位书商，他们计划调查这本书的来源。两天后，当警察重新来到展示台时，发现这本书已没了踪影。在接受警察的单独问询时，这几个人都把责任推给对方。书不见了踪影，案件也不了了之。（北欧的一位藏家最近告诉我，在米兰图书交易会后不久，他便从罗汤多处购得了此书。）

尽管经历了如此的一些小插曲，德卡洛在罕见书市场的地位还是稳步上升，因为他总是能拿到一本又一本非同寻常的书。也许他最重要的客户就是兰。德卡洛告诉我，“兰总是能高价买书，他有世界上最好的客户。”2004年，兰花24万美元买了两本德卡洛从梵蒂冈图书馆得来的书——伽利略第一版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论述和数学演示》（The Dis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Relating to Two New Sciences）和《试金者》（The Assayer），还有一本1611年版的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s Kepler)的《折射》。在这期间，兰还花58万美元从德卡洛处购买了哥伦布在1493年写给费德南和伊莎贝勒的信，信中宣布了发现新大陆的创举。德卡洛开始觉得兰会买下自己提供的所有东西。

2005年6月9日，奥林匹亚图书交易会在伦敦开幕。德卡洛又一次和罗汤多及帕斯托里一起出现。在他们的展示台，《操作法》被放在玻璃盒中展示。尽管这本书引起一些书商的质疑，但它最终被一名波士顿书商购得。

不久，德卡洛和罗汤多飞往纽约与兰见面。他们告诉兰，有重要商务要与他洽谈。他们把带水彩插画的《星座信使》摆在了兰的面前。兰喜不自禁。他后来告诉我，他认为这本书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潜能，可以回答很多问题，解开众多谜团。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