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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张晓刚，血缘：大家庭〉（中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一九九七年），31至32页
〈时代的脐带：张晓刚绘画〉（中国香港，汉雅轩，二〇〇四年），93页

款识
张晓刚，Zhang Xiaogang，1996

展览
捷克，布拉格，鲁道夫美术馆〈面孔与身体： 九十年代的中国艺术〉，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三日至六月一日
捷克，布拉格，鲁道夫美术馆〈中国绘画 - 张晓刚〉，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无页数

来源
美国私人收藏

由个人走向民族
张晓刚

张晓刚于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二年间创作的《血缘：大家庭》系列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代名词。该系列捕捉了中国近代历史中不可言传的创伤，及一代中国人的回忆及集体意识。张颂仁，栗宪庭，众多艺术策展人及评论家都曾对这个系列赞颂有加，认可张晓刚对西方风格技巧的再创造和对中国社会的睿智洞察，让他在同时代艺术家中独树一帜。本次拍卖作品创作于一九九六年，题为《血缘：大家庭13号》（拍品编号1046），艺术家以一个母亲及儿子的合影为题，它除了延续了〈血缘：大家庭〉系列对历史、对中国伦理关系的凝视外，作品的人物造型更为中性，更迈向同质化，展示了艺术家从〈血缘：大家庭〉早期到后期作品中，由个人走向民族层面的思考，及审美风格微妙但绝对关键的改变。

作品呈现了一位穿着革命服，略显中性的女子及其身前的红色婴儿。回看艺术家一九九四年时，他第一任妻子唐蕾生下了他们的女儿——欢欢。新生儿的到来给张晓刚的人生带来了重大改变，让他的生活轨迹全然转向，并影响着他的创作。一九九六年《血缘：大家庭12号》即以他女儿欢欢做为原型，表现了父亲及女儿的合影，同年的《血缘：大家庭13号》则以一个母亲及婴儿入画，与12号相对，同样以新生作为题材。有趣的是，《13号》的人物造型参照了艺术家母亲及自己婴儿时的形象，回顾了艺术家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事实上，艺术家的母亲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创作，屡次成为创作原型，其母亲在文革的经历，承载着历史的伤痛，形成〈血缘：大家庭〉系列的主调。无论如何，《13号》与《12号》，共同建立起此重要系列的神髓，让这个系列得以延续及进化。

穿着绿色中山装的女子、红色脸庞的年幼婴儿，以及灰色的背景均共同连系着〈血缘系列〉前期和后期的作品。标志性的灰调，平滑的表面和面无表情的人物，曾经被著名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描述为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矛盾精神的呈现：“在这些肖像画中，渗透着中国人独特的沧桑感——常常被命运捉弄，甚至常遭不测的政治风云，却依然平静如水，充实自足”。1 作品以绿色及红色为主颜色，为作品注入了中国历史的社会意义。绿色的革命服是时代的象征，是远去历史的见证，红色则明显是取材自共产党主色调，它几乎主宰了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在那个大时代，人的任何一点个性都被剥夺，革命服是唯一选择，整个国家的国民被塑造成了同一个样子，同一种颜色。中国社会成为了一个同质的整体，与当时西方世界全然对立。这再一次展示了身处新时代中国的张晓刚，对支离破碎的历史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守护。

此前提到的同质化和集体精神并不仅体现在色调中，也存在于《血缘：大家庭13号》的两个人物的面部特征中。两人表情几乎全然一致，轮廓也超脱了早期画像中清晰可辨的朋友和家人样子。艺术家自己这么说，“我真正想画的不是具体的个人化的肖像画， 而是画一种类型化， 符号化的人， 这个人是男人女人都没关系，年龄和具体身份也不重要，我在 〈大家庭〉系列里画的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人， 他可以穿上不同的服装，有不同的发型， 戴或者不戴眼镜， 性别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但这个人是同一个人。”2 张晓刚尝试绘画的不再是个体，而是中国国民的面孔。也许张晓刚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幅作品和他此后《失忆与记忆》等系列呈现的那些雌雄难辨的人物，后来会成为当代中国艺术最重要的图像。

张晓刚一九五八年出生在昆明，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他经历过几个主要的探索时期，最终以突破性的〈血缘：大家庭〉获得了顶尖当代中国艺术家的标志性地位。最初，张晓刚从梵高作品中获得灵感，在早期职业生涯中主要对西方的艺术流派进行试验，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毕业作品《草原组画》。毕业后的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五年被艺术家称为其“黑暗时期”。当时他希望在母校谋一教职，被拒绝后只能在昆明市歌舞团担任“美工”，精神抑郁，疾病缠身的他开始借酒消愁，后来不得不因为酒精导致的胃出血而入院。两个月的抱病卧床终于让艺术家得以平静地思索自己的感觉和对死亡的恐惧，当时目睹的那些魂魄般的病人和梦中的主题也成为了他在一九八四年后《幽灵》和《遗梦集》系列以及其他作品的强烈灵感。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也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血缘：大家庭》系列中那了无生机的超现实以及梦幻般的特质。

张晓刚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作品主题主要是以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手法描绘梦一般的独白，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动荡让张晓刚醒来，面对现实。“我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写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这样画下去，可能是一百万个模仿西方艺术的其中一个人，我模仿的再好，最多拿到前几名模仿者的荣誉，但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艺术家。”3 在迷惘及郁闷之下，德国卡塞尔大学的短期学术交流邀请，来得正合时宜。五月，张晓刚前往德国，会合当时在彼邦念书的妻子唐蕾，也许他自己想不到，这三个月的旅程对他艺术生涯，有着巨大的影响。

旅居德国的三个月终于让张晓刚有机会浸在外面的艺术世界之中。那次旅程启发了他的视野，让他终于完全坚定了信心，要走一条全新的道路。“我一直从『早期』看到当代，找自己的位置。看完了以后还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有一个想法很明显得出现了︰我要继续做艺术家的话，我必须是『中国』的艺术家。 ”

家中的老照片让张晓刚发现了集体记忆和照片之间的联系。“我看到了描绘个人和集体矛盾的方法。从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开始画画。我可以运用文化大革命表达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就像是个家庭，一个大家族。人们互相依靠，也发生冲突。这是我想关注的问题，然后逐渐地，它和文化大革命的联系越来越弱，转为关注人们的心理状况。”

一九九三年，张晓刚在家乡昆明创作出了《血缘：大家庭》系列。从一九九三年的早期作品中依然能看到受表现主义影响的笔触，比如砖块的边框；到了一九九四年，他的风格变得更加成熟清晰。那标志性的红色幼线，借喻时间流逝的光斑和僵硬的肢体都是张晓刚表达和探索个人、国家、家人、甚至和自己在歴史中，即模糊又熟悉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符号，特别是那些木纳的人物，让一代从革命的灰烬中建设起一个繁荣富饶的当代人，反省这个社会动荡的悲剧历史，从而感受到历史的张力及其造成的创伤。正如张晓刚所说︰“我重复了一个又一个标准化的『美丽』面孔；他们表面上平静如水，但内心里却充满各式各样的情结。”

编辑：颜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