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求学与探索（1903—1927）

吴大羽，江苏宜兴人，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2月5日出生于县城的茶局巷内一个家学渊源的书香之家，在众多兄妹中排行属最小，因此备受家人宠爱。祖父是私塾先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其大哥子政为前清秀才，古文功底深厚，是吴大羽的启蒙老师。从小就被严格要求学文习字的吴大羽，在古典文学与书法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耳濡目染对绘画有了兴趣。“我家里都是读书人，收藏了几十幅古人的画。我小的时候就接触中国画了。我母亲在鞋上、枕上描图绣花，我就在旁边看着。”家庭文化的熏陶孕育了吴大羽的艺术天性，他回忆道:“我幼年七八岁时自己就喜欢画画，徐悲鸿的父亲当时是我的祖父的学生，他会画人物、风景、静物，几乎什么都画。他不时背着挎包，里面装着画具、画笔到我的家来，我那时还小，看到这些画既好奇又高兴……这样，我对美术就慢慢有了兴趣。”（《陶咏白采访录》，载中国油画学会秘书处编《油画家》，1996年第4期）

20年代的吴大羽

15岁时吴大羽由家人送到上海学画，师从沪上着名的西画家张聿光，两年内对西画有了较好的基础认识，并学会了漫画，谋得一份工作。17岁时担任当时上海三份大报之一《申报》的美术编辑，以“吴待”笔名发表了五六十幅漫画作品。时评漫画使他对艺术与社会时事关系的认知早熟，这些漫画较早显露了他的艺术天赋和敏锐思维，以及在绘画表现上的智慧。

当时的上海正值租界独特的自治形态，东西文化的撞击与融合使它成了中国新文化的前沿，艺术活动频繁，学术团体不时涌现，特别是1921年1月成立的“晨光美术会”很是出名，组织者就是张聿光，主要成员大都是《申报》的美术编辑。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吴大羽参加过这些社团活动，但他身边这些老师与同事的艺术活动不可能不影响到他，共同的兴趣与爱好使他对西画的探索兴趣日增。上海新文化气氛大大开拓了他的眼界，提升了他对西洋艺术追求的思路和热情，这时生性聪慧好学的吴大羽再次做出了重要的选择：直接出国去艺术之都巴黎学习。于是在全家支持下，变卖了家族留给他的财产作为留法经费，20岁的吴大羽还不会讲几句法语就踏上了去法国的邮轮。

吴大羽留学法国时照片

1922年夏秋之交，吴大羽来到了巴黎，经过半年多的法语学习后，考入法国当时的最高艺术学府——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师从鲁热教授（Rouge）学习素描与油画，后转入雕塑大师布尔代勒（Bourdle）的工作室学习雕塑。经过广泛的学习和独立的思考，尤其是在巴黎当时现代新艺术空前活跃的气氛下，吴大羽并不拘泥于学院派常规，他在回忆中称：“当时巴黎对学院派不感兴趣，我后来就自学，想多学点东西，到研究室去画人体、风景、静物，也学雕塑。学习主动性很强，记得我那时的学习生活也比较专一，就是整天往返于学校与画廊、博物馆之间，整天画，很是用功……我还经常到博物馆去看，博物馆就是‘先生’，我只是看看，不临摹。临摹只重技法，往往把感觉忽略了。当然也要看他如何制作的。还要看理论，重理论的学习。”他很明白：“当时在学习中，对印象派以后的东西有兴趣，因印象派以前的艺术已有人总结了，而印象派后的还在发展中。要使自己的艺术处在游离状态，需不断地变化发展。我崇尚毕加索、马蒂斯，他们不断地创造，他们也绝不喜欢停留在他们的水平上，他们是后来者前进的踏脚板。我崇敬他们的创作力。”（《陶咏白采访录》，载中国油画学会秘书处编《油画家》，1996年第4期）

我们知道，整个艺术史就是一部关于视觉方式的探索历史，是人类观看世界在各个时代和区域所采用的各种不同方法的历史。在吴大羽留学巴黎期间，正是现代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塞尚、凡?高、高更等后期印象主义画家正开辟一个新的艺术倾向，即艺术不再客观反映物质境遇，而着重于表现人的精神世界。随后，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超现实主义接踵而来。巴黎画坛新颖的艺术观念，各流派不同凡响的表达方式，无不刺激着留法的中国学生，他们中很自然就有了各自的选择。“那时吴大羽对学院派的绘画和教条愈发失去信仰，他爱上了巴黎画坛极具时代气息的各种现代派的特点：野兽派的大胆、表现主义的泼辣、立体派的理智、巴黎派的个性、纳比派的自由，吴大羽尤其喜爱他们的色彩，以至后来他所有的作品都具备响亮、耀眼和激越的色彩了。”（《陶咏白采访录》，载中国油画学会秘书处编《油画家》，1996年第4期）

吴大羽直接面对这一新的视觉运动，采取的是积极的态度，其明智在于有了努力方向：“因印象派以前的艺术已有人总结了，而印象派后的还在发展中。”为了能使自己学到真正的艺术，他不但要看“如何制作，还要看理论，重理论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他满怀艺术创造激情地表露：“我崇敬他的创造力，做一个不断变化发展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可见这样的艺术志向在他留学期间已确定，并在以后的求索中证明此志向的终身不渝。

吴冠中曾描述：“巴黎那所知名度极高的大茅屋画馆(GiadeChaumiceie),是一家私人办的业余美术学校，全世界来巴黎学艺的、冒险的艺术家，同法国贫穷的艺术家在此一同工作。有白发苍苍的老头，有衣着怪异的少女，肤色各异，讲着各种腔调的法语，佛里兹（Friesc）、布尔代勒（Bourdelle）、贾科梅蒂（Giacometti）、札甘纳（Ladkine）等等许多知名艺术家都曾在此任教或工作过，常玉、潘玉良、吴大羽、庞薰琹等我国前辈留法画家们也都经常出入此门庭老屋。这里可说是世界盆景展出的第一站。”更有资料表明，留法的朱沅芷、秦宣夫以及后来的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相继来此习画。因此，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顾跃在论吴大羽的文中对这一现象道：“如果说上海土山湾画馆是中国近代西画启蒙的摇篮，那么巴黎的大茅屋画馆就是20世纪中国学习现代艺术的发源地，甚至可以说是西方现代艺术的人才输出中心。”（顾跃:《飞光嚼彩韵，势象显峥嵘——论吴大羽的艺术》，载《荣宝斋》2010年第12期）我以为这话有几分道理：历史证明，各国的青年艺术家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在这个现代艺术发源地接受启蒙，而后成为20世纪许多新运动的鼓吹者、领导者，发散能量对本国文化给予推动，现代主义艺术理念、技术由此在世界各地推介开来。

1924年初，志同道合的林风眠与刘既漂、林文铮、吴大羽、王代之等组成“霍普斯学会”（希腊文Phoebus，即阿拉伯文Apollo，次年更名为“海外艺术运动社”），这个团体抱定为世人创造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之信念。这是中国赴法留学生首次在法国成立的以研究新艺术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引得国人注意。上海《申报》专门给予了报道：“近年来我国赴欧研究艺术者甚多，而以法国为最，仅以巴黎、里昂计算，已有20余人，闻在巴黎之刘既漂、林风眠、林文铮、王工、曾以鲁、唐携、李淑良、吴待（吴大羽）等发起一艺术研究会，以研究和介绍艺术为宗旨。中国留法研究艺术者，向无具体之组织，该会所具旨愿宏大，想将来对于中国艺术前途，当有莫大之贡献。闻该会于本月二十七号在巴黎开成立大会，将发刊宣言，征求国内外具有同情之会员，并闻凡中外研究艺术的创作、理论及文艺，与该会表同情者，均有入会之可能云。”（《申报》1924年3月12日）为了向世人更明确显示他们的决心和能力，后来联合另一个旅法艺术团体“美术工学社”，发起成立“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hbourg)的莱茵河阿宫（PalaisduRhin）举行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

这次展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国内《东方杂志》记载：“巴黎的各大报几无不登载其事……史太师埠内之德法各报连日满纸，极力赞扬，于是华人之游行街途者，德法人遇之无不致敬。有由史太师埠回巴黎者，途间车停各埠，外人登车者无不以史太师埠美术会事相问，此一端亦可见其影响非细矣。”（阮荣春、胡光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当时蔡元培被推为这个展览的名誉会长并主持了开幕典礼，他在展览画册序言中道：“一民族之文化，能常有做贡献于世界者，必具有两个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为养料。此种状态在各种文化事业，均可见其痕迹，而尤以美术为显而易见。”他又说：“采中国之所长，以加入欧风，欧洲美术家既实验之，然则采欧人之长以加入中国风，岂非吾国美术家之责任耶？”（阮荣春、胡光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这些观点至今看来亦有意义，想必身处世界艺术之都的学子们怀抱“贡献于世界者”大志，更坚定了他们的艺术理想，担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已成为这些学子的雄心大愿。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