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01年9月18日下午14：20—19：10
地点：成都沙子堰何多苓工作室
刘淳：这个房子很有意思，一层居住，二层是工作室。当时买的时候就是这样考虑的吗?
何多苓：是的，当时许多居住在成都的艺术家都在这里买了房子，主要考虑的是可以用来做工作室。我买了两套，一层居住，二层做工作室。
刘淳：你的房子设计上很浪漫，将楼梯设计在外面，就有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
何多苓：室内没办法打通二层，所以只有将楼梯安放在外面。
刘淳：平时外出吗?
何多苓：经常出去。国外国内的，参加展览比较多，还有一些学术交流活动。
刘淳：你是一位对许多中国画油画的人产生较大影响的艺术家，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你的油画作品《我们曾唱过这支歌》、《春风已经苏醒》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率先开创“伤痕美术”之先河。接下来《老墙》、《第三代人》、《青春》、《小翟》等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你在中国油画领域很高的地位。特别是你创作的连环画《雪雁》和《带阁楼的房子》不但使美术界的同行赞不绝口，也让许多电影导演惊讶。在我的印象中，你一直不停地在创作。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你的执着追求让人感动。作为一个油画家，你的作品讲究文学意象，偏重形式主义，因此我想在你的成长过程和艺术生涯中，一定带有许多特殊的东西，请你谈谈好吗?
何多苓：好的，我们可以慢慢聊。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母亲在四川大学做行政工作。我出生在解放前，成长于中国的转折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虽然没有亲身参加过，也算是一个经历者。“文化大革命”过后，我们这一代人是以成年人的身份进入社会的，也是一个见证人。所以对我的艺术和人生观的形成是非常有影响的。
刘淳：这方面你能具体说说吗?
何多苓：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父母没有这方面的爱好，完全是自己喜欢。七岁的时候就在一个儿童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国际儿童画竞赛，还得了一个奖。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画的画就跟一般孩子不一样，那时我画的东西就有透视、有明暗，不是一般孩子的那种涂鸦，可以说一点都不幼稚，基本上是一种写实主义的趋向。到上中学的时候就没时间画了，兴趣也有所转移，对航模、无线电这些东西有了兴趣，其实我一直对自然科学有极大的兴趣，但对绘画的兴趣还是很大的。高中没有毕业“文革”就开始了，学校也散了，又开始画画了，画的也比较多，大都是一些革命的题材。那时候也开始学着画油画，画很多人的构图，全是大场面的，可能也多少受一些苏联的影响。颜料用的是舞台化妆的油彩，永远都干不了。主要是没有正规去学。
刘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你的父母在绘画父母支持你吗?
何多苓：谈不到支持或不支持，他们每天忙于工作，顾不上你应该去干什么，还谈不到为前途着想的事情。
刘淳：那你个人对自己的前途有没有什么考虑?
何多苓：其实跟大多数同铃人一样，有理想，也有迷茫。但这些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考。
刘淳：从年龄上说，你是属于“老三届”，是不是也到农村也插队去了?
何多苓：我是1969年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插队的，那是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刚一去我就被那里的环境所震撼，真可谓是天高云淡，跟四川的盆地完全不一样，属于高原地区，气候有与北方类似，感觉完全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环境完全发生了变化。生活上虽然非常艰苦，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什么都不在乎，对周围的环境和人有一种特别喜欢的感觉。这一点我跟其他知青不同，所以也决定了我这一辈子一定会在艺术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而决不回头的决心和信念。
刘淳：那时整个中国都在贫穷和落后中，四川也不例外。你们插队的那个地方生活上一定是特别的艰苦吧?
何多苓：特别艰苦，我们的劳动量非常大，天不亮就得起床下地，天黑透了才能回家。一个工分只有一毛钱，一年下来所挣的工分只能吃饭，或者说刚刚够吃饭，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画了很多彝族风情的油画，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深刻烙印。插队那会平时劳动我就画了很多彝族人的速写，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和人生的态度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再加上那里的自然环境非常特殊，阳光特别强烈，风也很大，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那个年代那里给我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至今留下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象。我只要一闭上眼睛，那里的一切历历在目，是一种永远凝固了的画面。
刚才我说的我与其他知青不同的是，他们希望的是尽快能够摆脱这种生活，而我在四年的插队生活中，始终处在一种审美的乐趣和状态之中，那是一种非常激动和特别兴奋的状态。现在回忆起来一点都不是假话，尽管当时那么艰苦，但一点都没有打退堂鼓。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那里，被那里的苍凉感动，被那里的一草一木所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