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淳：你被迫放弃了这件作品，后来创作的是什么?
何多苓：没办法，只好放弃了。不久罗中立画出了《父亲》，高小华画出了《为什么》，程丛林画出了《1 9 6 8 年某月某日·雪》，当时在全国一下子轰动了。后来我创作了《我们曾唱过这支歌》，一群知青在一起唱歌的场面，也是当时我们的实际生活。当时我的倾向已经不是在追求一种刺激，而是在表现一种非常抒情的东西，很含蓄，也有一点迷茫。送到省里的时候被否了，所以就没有参加青年全国美展。四川那一年几乎全部参展而且获奖，包括金奖、银奖和铜奖一大堆。
刘淳：四川美术学院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那时候对中国的政治问题为什么特别敏感呢?
何多苓：其实敏感的还是北京，因为在这之前北京已经出现了“星星画展”了，从政治的意义上说“星星画展”比“伤痕美术”更为前卫。四川“伤痕美术”的产生我比较清楚，同学们是怎么画的我也知道，我觉得是一种借题发挥。“伤痕美术”还不是政治的敏感所造成的，而是表现的渴望所致。对乡土的迷恋和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强烈的带有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的这样一种东西，一种忧伤和抒情镶嵌在里面，这一点在当时是四川油画的特色。要说政治敏感的的还是北京，可以类比的就是“星星画展”，它是中国政治转折时期的一种表现，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从虚饰的光明走向真实的阴暗。四川油画的政治表现性其实没有那么强，表面上看好象很有政治倾向，实际是一种虚设的东西，是借政治的题材画自己想画东西，包括形象和技法。还是受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画风的影响。
刘淳：你的代表作品《春风已经苏醒》是不是受到美国画家怀斯的影响比较大?
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这件作品是我读研究生的毕业创作，这是我绘画的一种转折时期。当我确立题材之后原来的草图还是象苏联的绘画，开始是以知青为主角的，后来变来变去的就变成农民了。有一天在《世界美术》杂志上看到了怀斯的作品，使我受到很大的震撼，我立刻感受到怀斯所刻画的那个地理环境跟我插队的地方完全是不谋而合，那种光秃秃的地平线，我一下子觉得这就是我的方法。所以毫不忧郁地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刘淳：《春风已经苏醒》开创了中国的“怀斯风”。这个影响非常大，一切都是从你这里开始的，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怀斯的画风呢?
何多苓：喜欢怀斯画中的那种情调，比较适合我当时非常孤独的心态，尤其是对他的技术特别感兴趣。如果这件作品能赶上全国青年美展的话，我想可能会得金奖。后来送到老师那里竟然受到批判，他认为油画没有一点油画的技巧，或者说太不正统了，好象给了一个很低的分数。
刘淳：这件作品当时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应该算是你形成油画风格最早的作品，也是个人技术的一个开端，接下来就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一段时间?
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这件作品对我后来的艺术道路非常重要，它是我形成个人技法的最初时期。从题材上也找到了一种抒情化的处理方式，也没有更多的想法，就是把几个东西放在一起画出来，造成一种淡淡的抒情的情绪在里边。并不是要刻意在表现什么，但有一种含混的、朦胧的、迷茫的情绪镶嵌在其中，在以后的十年中，这些基调形成了我的绘画风格。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四川画派，开始的那种“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的艺术思潮后来也分道扬镳了。从那时开始我和罗中立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罗中立的《父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他把中国农民很多的历史因素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件作品成为中国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当之无愧的。
刘淳：咱们谈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怀斯，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怀斯的绘画中找到了你当年在彝族的那种感觉，这是一种内心的吻合，不是对怀斯画风的简单模仿和。我在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你是怎样思考的?
何多苓：你说的非常正确，后来很多人以为我就是在模仿怀斯，其实还是一种内心的沟通。确实是怀斯画面上的那种感觉与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实在太像了，而且，还不是一种视觉上的想同，是一种内心感觉上的相通。就是这样，你说得非常好!
刘淳：从《蓝鸟》开始，你的创作又转向难以效仿的带有神秘的境界，这个过程中又是怎样建立自己的语言风格的?
何多苓：我觉得怀斯的作品缺少一种神秘感，我更喜欢达利作品中超越于现实主义之上的神秘感，那是一种画面的框架被打破之后所显示出的强大的力度。而怀斯的画面实在、稳定，我正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既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的一种境界。比如画面保持写实主义的外表，在简洁到抽象的构图中利用不是常态下的光线、色彩、环境、动作等“错位”，造成画面的紧张感和陌生感，那是一种感觉不到荒诞的荒诞画面所产生的神秘氛围，画中的形象仅仅是表达情感的某种符号而已。
刘淳：是不是说你的作品带有极其强烈的个人因素?
何多苓：其实一开始我的画就有一种边缘色彩，像《春风已经苏醒》这件作品的动人之处是技巧上的细腻打动了观众，有和大一部分主观色彩在其中。它肯定不是主流的东西，虽然有怀斯的影子，但我的作品中始终有一种对技法的向往，其实画出来的东西还是我自己的。后来陆续画出了《老墙》、《冬》、《有刺的土地》、《天空下的孩子》等这一类的作品，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