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淳：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你去了哪里?

　　何多苓：因为是速成班，所以一年以后就毕业了，7 4 年就分配到成都幼儿师范学校当老师，当时是最好的单位了，比一般的中学要好的多。在那里教了三年的美术课，那几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画画，哪怕只有一刻钟的时间我也要画一张画，非常的勤奋。所以粉碎“四人帮”大学开始招生的时候直接就考上四川美术学院了。

　　刘淳：当时你觉得自己考美术学院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吗?

　　何多苓：当然。已经是没问题了。四川美院方面也觉得我没有任何问题。7 6 年庆祝建军5 0 周年的时候，我的油画创作《追穷寇》已经参加了全国美展，那是“文革”后第一次搞的全国美展。其实那时候画的东西已经非常老练了，在四川已经是小有名气了，所以考美院基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刘淳：按你的成绩，当时为什么没有去考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呢?

　　何多苓：也没想那么多，对四川美术学院以外的任何艺术院校不太了解，考的时候很随意，因为四川美术学院就近，在重庆，离成都很近，所以就直接去考了。还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在家里温习文化课。因为是第一次招生，专业课、文化课都比较简单，所以一次就考上了。

　　刘淳：按你的年龄，当时考大学的时候也有些偏大了，有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压力?

　　何多苓：我和罗中立的年龄是最大的，差一点就过了。考试的时候我是2 9 岁多点，上学时就3 0 岁了。记得我们班上最小的才1 4 岁，大大小小的在一起几乎都差了辈份。象我们班上的同学杨谦，入学前跟我学画，所以我们那个班挺有意思的。

　　刘淳：你们油画班整体的水平不错，其中一些同学在学校期间的创作就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在当时老师教你们这样的学生是否有一定的困难?

　　何多苓：有一个前提，我们班上的许多同学在入学前就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有的甚至还搞过创作，还有一些在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就象你刚才说的，水平比较高。老师教我们这些学生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我觉得我在四年多的学习中，老师还是教了我很多东西。就拿我来说，第一个阶段是上山下乡，那是一个启蒙时期。第二个决定性的阶段就是走进四川美术学院，如果没有美院这个时期，我现在还不是这个状态。我现在还很难说清在美院到底系统地学到了什么，但那种气氛和氛围对你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刘淳：好象入学不久你就考上研究生了?

　　何多苓：我是7 9 年考上川美油画专业研究生的，因为我在本科班里的年龄太大了，跟一帮比我小那么多的同学在一起总有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79年招收油画专业的研究生时，我直接就考取了。现在想想，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顺理成章。

　　刘淳：你在上学的时候，中国美术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从艺术史的角度上说，是中国新时期新艺术的开始，那个时候中国的新艺术对你的影响大吗?

　　何多苓：应该说新艺术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有的，在四川美院学习了四年多的时间，从我们刚进校学习苏联开始，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中国美术界所发生的变化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后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什么超现实主义、维也纳分离派等等，到毕业的时候已经五花八门了。影响总是有的，但如何选择与把握，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坚持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也去观赏和认识。重要的是，容易何选择并且、决定自己。

　　刘淳：这个时期你的创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何多苓：最根本性的变化是在7 9 年到8 0 年，原来的那种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样式突然一下就转变成对现实的批判，我觉得美术界在这方面所获得的资源应该来自文学，就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最早东北的几个画家创作的连环画《枫》，在全国上下非常震撼，拉开了中国“伤痕美术”的序幕。让我们一下子有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觉，原来所画的那种积极向上的题材，只是一种固定的套路，就象作八股文一样，把你的技巧放进去就可以了。那时我已经快毕业了，有一个全国美展和全国青年美展，两个展览基本是接着的。学校就动员学生搞创作，我记得当时审查草图的时候有些学生画的非常前卫，包括知青被强奸、武斗什么的都画进去了。等于说批判现实主义的一种热潮在四川一下子就掀起来了，而且特别的猛烈，后来就慢慢波及到全国。

　　刘淳：当时你创作的是什么作品?

　　何多苓：最早画的是一群女知青劳动后在河边洗澡这样一个场面，全是裸体的。草图画的非常详细，是一幅很大的素描，包括身上劳动的痕迹，晒黑的部分和没有晒过的，还有被磨破的地方等等，特别细，大概有七、八个女裸体，特别震撼。把我当知青那几年的感受和体会全部画出来了。当时学校已经答应给我提供模特儿，但是突然就不让我画了，可能是他们觉得不妥，怕出事。包括强奸女知青的这一类的草图都被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