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马帝国开始，战争总是伴随着对艺术品和文物的掠夺和收藏，于是便出现了存放这些艺术品和文物的“博物馆”。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博物馆就是从皇家王室通过战争掠取和收藏发展起来的。[1]如果说路易十四还很文明地买下了普桑的《以色列人采集吗哪》的话，拿破仑则直接命令德农从占领的国家劫掠艺术品。比起路易十四、拿破仑，作为画家和艺术收藏者的“元首”，希特勒更显得贪婪。“林茨特别任务”(Sonderauftrag Linz)是1933至1945年间他为了营造艺术收藏所建立的办事机构，该机构后来攫获了数以千计的艺术品。希特勒本是为了在其家乡建立“第三帝国的艺术博物馆”，无奈随着德国战败和帝国梦的破灭，许多收藏品不翼而飞。迄今，追索和争夺这些艺术品的战争还在继续。[2]
诸如此类的事件也曾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1857年，英军镇压印度人民的起义后对德里展开掠夺。三年后，这支军队中一部分部队被派驻到北京，他们进入清朝的皇家宫苑后，又一次故伎重演。这其中就有18世纪晚期的皇帝宝座。从此，这一清帝国主权的象征便长期陈列在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3]时至今日，这样的灾难依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美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遭到抢劫，大量的文物流失。[4]2002年底，大英博物馆与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等19家举世知名的博物馆还不同寻常地联合发表了题为《全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宣言，以全球化的名义首次公开反对将各国收藏的古文物归还希腊、土耳其、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原属国。[5]……
尽管，这其中的动机可能是经济的，同时也可能是象征和表征层面的，但其背后的“掠夺无疑是帝国策略的有机部分。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国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寻求建立不平等的政治关系及文化霸权”。[6]易言之，博物馆所展示的帝国欲望和主权想象也正是其作为一种“进攻性文化是从遥远的地方搬动文物和艺术品并在宏大的建筑中组织公共展览的力量”。[7]可见，博物馆及其形成本身便交织着历史、战争、帝国、主权及艺术之间繁复的关联及情感。这意味着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