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历史到反历史

事实上，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贯穿的也恰恰是一个历史态度的转化。黑格尔无疑是历史艺术博物馆的伟大理论家，其“历史哲学被重构为想象性的博物馆。他的艺术史也像博物馆一样，当下是与过去相区分的。只有那些具有历史光环和被社会共识认可的才能进入博物馆”。因此，黑格尔坚持认为，精神必须(形而上地)具有一种实体的所在(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存在—的行动及其产品)。精神是由从事集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实践的人所构建(意即实现了)的。[26]

如果说博物馆及其历史权力本身就具有一种教育功能的话，那么，后博物馆虽然同样不乏历史意涵，但内在地已发生了变异，作为“史官”，其意义在于：“通过‘历史教育’的虚假形式论证现代性的非历史性乃至超历史性。通过截然划分‘历史’与现代的神话，博物馆成为现代政治的无神论神殿。庞大的现代博物馆建立在城市中心广场，替代古代的宗庙社稷或教堂，通过把‘历史’收进橱窗而给参观橱窗的人以现代性的优越感。以此，博物馆成为为现代性之超历史的合法性奠基的政治神学机构，虽然这种政治神学所信仰的神学不过是无神论的历史进步论。现代博物馆的建立与动物园的建立遵循共同的逻辑，乃是一件事情的两个表现;正如现代历史进步论与生物进化论乃是同一种现代偏见的不同表现。”[27]这背后隐含的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态度，即从历史到反历史，从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的演变。其从一种单一的审美、历史和荣誉教化功能转向了为公众开启了另一种新的认识历史和现实的视野。或者说，其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重构一种叙事。换言之，这并不意味着其教育功能的丧失，这实则是一种反教育的教育，其自身在这里潜在地扮演了一个批判的角色。[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