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身份的自觉与区隔：后博物馆教育与文化政治

从博物馆到后博物馆，这无疑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的清理和分析。事实上，我们今天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恰恰是空间向度上的后博物馆及其教育与文化政治问题。相对博物馆自身的形态演变，当代后博物馆本身要复杂得多。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文化等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博物馆的基本形态及其内在的构成和运作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传统博物馆更趋向于一个(精英)历史、一个(中心)文化的展示的话，那么，后博物馆则显得异常多元，其不仅消解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界，且在承认了少数族裔、边缘文化进入博物馆或建立自己博物馆的权利。如果说许多早期(传统)博物馆是为每一个人的，那么后博物馆似乎只为某一部分人。如国立女性博物馆或非美艺术博物馆、犹太博物馆、拉美艺术博物馆等，统称“部落”博物馆。几乎每个群体都有服务于自己的艺术博物馆。丹托在其论文“博物馆与饥渴的大众”中将其称为博物馆的“巴尔干化”现象。少数族裔争辩说，新的博物馆是需要的，因为“他们的”艺术家趣味和价值观没有在主流博物馆里得到表现，而休谟所谓的“有教养的人”的“趣味标准”只反映了狭隘的精英文化准则。[35]在这里，博物馆不仅仅是反映文化身份，且还以此塑造文化身份。一个展品从一个社会制度下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意义是不同的。[36]而其历史、认同及身份就是这样被自我区隔和不断被重构的。事实证明，博物馆就是如此深刻地在所有维度，从族裔群体到个体，激活各种身份和效忠。它们对于现代主义身份是如此不可或缺，无论是否联系到种族、阶级、性别或性别政治，今天已自然地假定，任何想象得到的身份都必须有其相应的和合适的(假定独一无二的)物化“审美”。[37]

按照维埃尔的界定，后博物馆时代的博物馆更加强调的是其文化角色、经济角色和社会角色，其更加看重的是博物馆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对话。[38]而这也恰恰决定了其基本形态及教育方式的区分。基于此，笔者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兴起于西方世界的后博物馆，包括少数族裔博物馆、性别博物馆等;第二类是生成于第三世界(原殖民地)部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博物馆;第三类是介于西方和第三世界之间的非殖民地域比如中国的国家博物馆。

如上文所言，兴起于西方世界的后博物馆，本身与西方左翼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向有着内在的关联。这样一种情境决定了后博物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权力、历史、荣誉及审美的展示空间，而是一个民主的“文化场域”，[39]在这里“它让各种形态以记忆的方式来呈现社会的变化和运动，它通过展示和凸显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有形和无形的标准而为未来导航”。作为排斥等级权威的乌托邦式的展览机构，后博物馆旨在构建以观众的选择、互动和乐趣为优先的灵活多变的社会空间。[40]进而通过历史、审美或教育之旅创造自我与他者相遇的机会，让人们敏锐和开放性地重启意义。[41]在这里，主体是弥散的，因此，教育与受教育都是自主自觉的。问题就在于，这样的一种主体弥散的反教育的教育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支配，并作为一种文化政治隐匿在大众的消费、狂欢及自我的迷失中。而且，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这一后博物馆教育模式业也成为一种典范，一方面在瓦解第三世界及其它国家博物馆教育之权力性支配模式，另一方面自身作为一种权力又潜在地形成了对他者的隐性支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兴起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博物馆，尽管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及教育途径形成对西方世界资本与文化扩张的抵抗，殊不知这样一种方式恰恰中了西方的圈套，因为这种抵抗和少数族裔的自我认同本是后博物馆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其一方面在抵抗着后博物馆文化的扩张，但另一方面又潜在认同并以其作为抵抗他自身的途径及武器。马斯汀说：“在博物馆内，物品不再仅仅是物品，博物馆叙事构建了民族身份和使合群落合法化。”[42]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回到博物馆自身，重建新的教育范式、自我认同及文化政治，即“引导他者对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自己的经验、信仰、知识、风景和风俗习惯、文化身份和文化创造等生成一种既参与又批判的眼光”[43]，而不是盲从于后博物馆模式，以使这一群落合法化真正得以有效实践。比如古根海姆在全球的“麦当劳化”或“迪士尼化”，包括关于在台湾台中拟建古根海姆的争论就颇值得反思。有意思的是，台北诸多知识分子以抵抗全球化或后殖民批判的名义反对这一建筑计划，而台中本土人士则以推进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名义认同并支持这一计划。可见，事实并非我们想象的如“全球化/后殖民”或“世界性/民族性”二元对立那么简单，其中隐含着更为丰富、多歧的意涵和所指。

不同于西方，也迥异于曾经作为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尽管没有现代博物馆的历史，但是与西方一样，也有着皇家收藏的传统。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1933年南京中央博物院成立。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开始纷纷兴建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和歌剧院等。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博物馆的大肆兴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政治的体现，但是，其内在的性质及其差异自然地生成了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博物馆教育，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传统的博物馆教育依然是主导，特别是国立博物馆;另方面私人博物馆不仅没有形成气候，更重要的是即便是稍具规模的私立博物馆不仅受控于资本与市场，且即便是旨在走向公共教育，也依然停留在传统模式。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事实上今天更多的博物馆，特别是私立博物馆表面接受了西方后博物馆教育模式，但实质上因缺乏基本的制度支撑和有效的运作实践，以至于这种教育模式非但失却了原本的体验和对话目的，反而更深地陷入了资本体制当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其已然成为一种用来遮蔽文化政治真相的外衣。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简单地挪用西方博物馆和后博物馆教育模式都是值得警惕的——其中并不乏西方作为模式潜在地施行扩张的可能，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反思与重构西方模式的基础上，有效地刻画和建立我们自身的经验和模式。

毋庸置疑，以上这样一种区隔和划分并不能穷尽世界博物馆教育的所有形态和范式，但是作为主流其基本构成了当代博物馆教育的基本格局。看得出来，这里重要的不是博物馆教育基于时间维度上的历史之变，而是扎根于资本、地缘等文化政治问题的空间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