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博物馆及其形态的历史演变

何谓博物馆?在这里，笔者不想对此作一个明确界定，一旦界定就意味着“博物馆”本身被范畴化和板结化了。事实上，随着历史的演变，博物馆的形态及其内在的意涵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在今天，它已然关涉到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艺术史学、考古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以及文化研究(包括性别、种族、阶级)等各个学科领域。[8]故而，我们不妨先追问博物馆是什么，在对博物馆基本形态的历史演变作一简要清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博物馆(不过，其最终也未必能获得答案)。

博物馆最早的雏形是欧洲收藏者的“搜集陈列室”，陈列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在古罗马，“博物馆”一词原来指的是清谈哲学的小房间，后来，随着帝国扩张和对他国艺术品和文物的掠获，这个小房间逐渐成为存放这些物品的地方。中世纪时，博物馆附属于教会，用于圣像、绘画、古文物、木刻圣经等的保存。1471年，罗马法老王建立了嘉比托里诺美术馆。1683年，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修莫利安美术馆向公众开放。1753年，大英博物馆开放。1793年，法国设立卢浮宫美术馆和法国纪念馆。至19世纪，欧洲大都市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建设基本成型。[9]

按照珍妮特·马斯汀(Janet Marstine)的梳理，上述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无疑是作为圣地存在的，即人们想象博物馆的最持久、最传统的方式之一就是将它作为一个神圣的空间存在。于是，深受教堂、宫殿以及古代庙宇建筑的影响，作为圣地的博物馆自然地被赋予了一种仪式化的功能。因此，它展示的是“美和艺术，历史、荣誉和权力”。[10]

尽管大部分博物馆理论家相信将博物馆作为圣地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范式，但是其并不满足当代文化的需求，这自然地催生了市场产业主导的景观博物馆。在这里，博物馆作为一种“社会技术”，一种“发明”，将文化打包以供我们生活消费。[11]从而博物馆被赋予了一种“深度且优雅的行销文化”，并成为一种“美学经济”。[12]有意思的是，随之这便遭到了质疑和批评，让·波德里亚和罗萨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皆声称这种感官的刺激将最终瓦解为无意义。居伊·德波亦认为，景观用意象倾注了参观者的视野，转移了他们辨别议程的能力，分散了他们寻求变化的可能。在此背后，甚至隐含着殖民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博物馆事实上是一个殖民化的空间。在这里，“展览是有特权的舞台，展示着自我与‘他者’的意象”。[13]与作为殖民化空间的博物馆不同，在马斯汀看来最有希望的后博物馆则“鼓励不同的部族成为博物馆对话中的积极参与者，而不像过去那样将知识灌输给大众参观者”[14]，而始终囿于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后博物馆宣称机构的含混性，承认其多样的、变幻莫测的特性。最主要的是，后博物馆是矫正社会不平等的一片领地。好在其不会激起社会变革，也不希望这平等的舞台最终变为博物馆宣称社会控制的另一种方式，而是力图使它能够促进社会理解，从而成为“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共同空间，它们在参观者的注视和记忆中相互抵触，同时展现它们的异质性，甚至是不谐调性，像网络一样联系，相互杂交和共同存活”[15]。一言以蔽之，它意在体现一种“民主文化的力量”。[16]

尽管，马斯汀将后三种当代博物馆作了区分，但毫无疑问，不管是市场产业主导的博物馆，还是作为殖民化空间的博物馆，包括作为平等对话场域的后博物馆，其实都可以归为区别于传统博物馆的“后博物馆范畴”。这是一个广义上的界定，这意味着博物馆自身的历史演变，即从“储藏、研究、交流”到“社会、文化、经济”的变化中，其中隐含的是一个从“物品”到“体验”[17]、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向。[18]

基于这样一个形成过程和历史演变，我们能否赋予博物馆一个定义呢?显然，依然很难，甚至更不可能。如果说博物馆本身作为一个“物”的话，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物”本身的内涵和意指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博物馆是作为权力、荣誉、历史、审美的象征存在的话，那么后博物馆则恰恰是反权力、反荣誉、反历史和反审美的。在这里，“物”就是物理意义上的“物”或空间、场域，而这样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物”所以只得恰恰是反象征、反权力、反荣誉、反历史。这种颠覆尤其体现在古根海姆的运作模式。难怪美国许多优秀的博物馆馆长都认为其有违博物馆伦理，犯了几项大忌，譬如采用大胆夸张的建筑造型，把大众文化提升至纯艺术的行列，主张票房的意义大于学术性，重视展览的形式设计但轻忽艺术本质，等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