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

杜：翟永明曾经写过一本你们在美国的游记，你是哪一年去的美国？

何：1985年。当时去美国是因为一个展览，但到了之后并没有急着回来，就租了一间房子在那里画画。

杜：你在国内画了大量风景画，到美国之后还是画风景吗？

何：还是画风景，但在纽约的一个角落里画这种东西，总觉得只是构图上的不断演绎而已，或者是运用一种很熟练的技巧在不断地进行重复。

杜：你原本感兴趣的就是大原野，到了美国有没有一个资源扩展的问题？

何：事实上，美国的原野比中国的大得多，但我无法将其哪怕一根草运用到我的画面之上。比如黄石公园的草地，与中国的非常不一样，甚至在我看来每一根草都不同。所以它可能像是怀斯画的草，但却不像是我画的，而且也无法成为我画中的元素。后来，我画了一些海滩的速写，但实际上画的也不是美国，而是我心目中的东西。就这样，创作开始向另一种感觉过渡，开始变得不那么具象。

杜：在你的很多作品中，女人体、马以及原野这三个因素一直都存在，这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何：实际上我在90年代以后才开始画女人体。从艺术的角度，我觉得人体是对技术最大的挑战，也最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油画的技巧。而从潜意识的层面来讲，当然首先是因为喜欢女人，而且我想给予女人体一种不同于传统绘画的状态。我喜欢在画面中表现出一种色情的历史或者一种暗示，并且我画的女人体动作都比较僵硬，只是从技巧上呈现出一种感觉，后来画的一些婴儿也是一样，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技术足以表现人体的复杂。当然，或许这里面有“炫技”的成分，但在炫技的同时，必须有一种内容在里面，那就是人体。我喜欢肖像和人体，并且我往往把人体当作肖像来画，即对肢体语言的描绘带来的是一种对性格的刻画，我觉得这很高级。

马也是我很喜欢画的东西。我认为马本身就富有表情，甚至它的肢体也很有表情。

原野则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归宿，是精神上所处于的一种状态；一方面是精神上的象征，是内心所拥有的一种安静与满足。而归根结底，作为精神家园，原野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杜：你的马画得特别有感情，有时甚至觉得你好像在通过画马来画你自己。

何：或许是这样的，事实上所有的画都是在画自己，因为画跟画家的个性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周春芽的画很张扬，我的画很收敛，张晓刚的画内敛而忧郁，岳敏君、方力钧的画则外向而调侃。而这种性格上的不同是任何技术上的努力与差异所无法掩盖的，所以我们能够在一个人的画中寻觅到其鲜明的性格特征。

杜：从80年代开始，你曾经不断地描绘彝族人形象，但到90年代中期之后就再没有画过，而对于翟永明的描绘却从早年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何：从80年代开始，我的绘画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小翟的直接影响。她是诗人，她的《女人》和《静安庄》对我当时的很多画都产生了直接影响，甚至我的某些画可以作为她这两首诗的插图。小翟的诗让我开始去关注当代诗歌，包括认识了欧阳江河等人，这对我80年代的绘画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此外，小翟本身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颇深，她的形象本身也极富表现力。我最早的一幅《小翟》现在在日本，那幅画是我不可重复的，我再也无法画出那样的画，它无疑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对我而言，它的成功甚至超过《春风已经苏醒》。

2007年我画了《龙舌兰》，因为小翟是弗里达•卡罗的粉丝。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看她的故居，我认为这是有纪念意义的，我一定要把小翟的形象和弗里达•卡罗的几个基本元素（就是玩偶和龙舌兰）结合在一起。这张画我自己非常喜欢，也觉得它是成功的，甚至我画的每一幅小翟都是成功的，因为小翟的形象以及她的表现力特别适合我去表现。

杜：从早期的《春风已经苏醒》到现在的作品，你又回到了青春主题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回归，但又是螺旋式的上升。你为什么总是对青春情有独钟？

何：2006年我画了很多人体，都是没有背景的，可能当时受到了毛焰的影响。但2007年我又加上了背景，因为我发觉还是摆脱不了这个背景，或者某种隐含的文学性。我认为青春永远是正确的。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青春的回忆在绘画题材上会产生一个新的角度，包括自然、人生和历史对青春的摧残，我希望对其进行重新的探讨与思考。因此，我从长期忧郁的画面重新回到现在明快的青春主题，赋予青春更为深刻的含义，并对摧残青春产生一种全新的描述。比如青春期的一些想法，以及青春期的那些画，虽然表现出了年轻时候那种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但现在看来却又是一种自嘲。

“青春”主题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有几件关于“青春”的作品是令我特别震撼的，比如蒙克的《青春期的女孩》，体现了青春期所需要面对的一个人生的巨大的阴影——不可预测的前景与压迫。青春不是一个单纯的美好阶段，实际上隐含了大量的、未知的危机，有时甚至难以度过，所以我觉得青春在人生当中跟春天一样，也绝对有可能预示着一种严酷的未来。所以《奥菲利亚》刻画的那种单纯的美感在《克里斯蒂娜》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青春的摧残。

实际上，这里面确实存在一个螺旋形的关系。原来对人生的看法比较单纯，因此在表现对青春的摧残时往往包含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现在的作品里已经没有了英雄主义的存在，而是加入了对青春的淡淡的反讽，这种反讽是善意的，它把原来那些美好的、迷茫的或是加在青春上的悲剧性完全化解了。

杜：青春、成熟、凋落、枯萎都有好的一面。你当年的画对未知未来有些焦虑，又有些英雄主义的冲动。而现在你有了更加成熟的心态，所以你的画越来越温暖，尽管平静、含蓄看似没有温暖，但事实上有一种表面的冷所呈现出的内在的温暖。

何：去掉当时强加的英雄主义、历史感与使命感，现在能更为平静地看待一切。我没有变得更为世俗，而是选择了逃避，逃避不是贬义词，因为人生无法避免逃避。我不强求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我也能做好很多事情，正因为逃避了我力所不及的事情，才会有我现在的艺术，这就是一种因果关系。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