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京  凡人——只有寂静能维护寂静丙  雕塑  174×70×45cm  2011年  玻璃钢着色

我们是生产者

陈：有个年轻朋友推荐《生活》杂志来采访我，题目叫什么不记得了，大致是隐居与高雅。我说这个题目采访我特别不合适，我风雅的生活没过过，看都没怎么看见过。后来采访过程中，我说我早就说过，我们是属于那种为风雅人进行生产的。这跟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有关系。我说贝多芬不风雅——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听贝多芬的曲子很风雅。

向：我们属于生产力。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误会和想象，把艺术家的生活和艺术混在一起，就是把做工作的人和那个工作的本身是连在一起，生产者其实就是个劳动者。

陈：对，这个真的不是说说，而是有体会。有时去参加某些“社交界”的活动，他读你的书，会把你当作一个风雅的人，也是一个社交人，但你知道你不是，你写书，埋头工作。

向：一点没情趣。

陈：对。实际上，刚才你说劳动者或者生产者，一个生产者一旦入了风雅圈，生产力就大大下降。如果他习惯了这种圈子，那他作为一个生产者就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向：这个我觉得在艺术圈特别明显，因为艺术家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被纳入所谓的成功人士的这样一个层面上，所以大部分人在这个当中如果没有稍稍一点点定力的时候，基本上马上就变成一个“风雅”的人。

陈：是，这我没经验但是有观察。

向：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支持你走下去的，还是价值观。就是当你把所谓的成功当成希望自己慢慢进入更高的层次——把这个当成价值所在的话，可能那个根本的东西不是创作本身，创作本身只是支持印证这个价值观，而其它附带的东西你会觉得打扰你或者困扰你，并不会给你带来太多快乐。

陈：对，这个还跟一些社会情况有关系。像十八世纪时候的欧洲，社交界主要是贵族的圈子，但它跟艺术、思想的劳动者关系密切，它本身的水准也高。所以社交界的影响不至于太负面。比如说像歌德，他两边都跨着，一方面他也是一个社交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始终是个生产者，生产力一直保持得很好。

向：歌德太完美了。

陈：当然也分人，像贝多芬永远不适合在那种圈子里，他的灵魂状态就是那么一种。

向：有这样一类艺术家，永远不能进入。

陈：今天的情况尤其如此，精神劳动者在社会中更边缘了，所以我也有点理解阿坚他们的那种想法，就是说一旦进入成功人士的圈子，你就差不多完了。现在成功人士的精神水准是那么低。你想特别是中国的情况，不存在一个文化水准较高的成功人士的团体，整个文化传统是那么支离破碎，成功就是靠赤手空拳打上来的，不是一代一代慢慢熏出来的。

向：我没什么接触，您的周围比较年轻的，愿意做学问思考一些问题的人多吗？

陈：“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本来是坏话，但是我老在好话那边说。因为我教哲学嘛，很多人都会问我，你教哲学，还有年轻人听这东西吗？我就回答这个。中国那么大，稀奇古怪的人即使比例很小，绝对数字也不算小。但是，的确有两个问题，一个呢，你只是愿意做还不够，你最好还有优秀的能力。我们知道，年轻人都是有点理想主义，但是有可能他的力量不足以支持他走很远。社会的整体状况是，有些专业被认为更有前途，比如IT或者金融之类的，如果孩子各方面都很优秀，小小年纪就被引到这些专业上去了。如果他本性是爱好思想、艺术的人，我觉得也挺惋惜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讲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比对我们压力更大——我指的是对社会的关怀。你想一个年轻人好好放着能挣钱的路不去走，他非要走什么艺术的路、哲学的路，这种人都比较善感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状况下，就特别容易对社会不公，阶级分化、权力膨胀什么的感受得多。这种敏感对我们来说也很困扰，但我们好像还能够闭上眼睛回到自己的工作上来。可当他还没有一个工作要回到，无论对艺术还是对哲学，他是刚刚感兴趣，还没有什么具体要做的事儿，所以就特别扰乱。至少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觉得做这个就是最好的，我们已经做起来了。我们那么投入自己的工作，还时不时怀疑自己。他们可能那种怀疑就更深了，他刚开始干，就想，这个对吗，好吗，应该这样干吗。那就很难做得好。而这些事情，麻木不仁的年轻人更做不来。

向：真矛盾。

陈：是啊。单讲我们哲学的这个小行当，现在已经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行当了，有的人可能就是做些技术性的东西，做得挺好的，拿到很高的学位，出国留学，然后回来当教授。东西做得挺好的，有些工作也是学术上需要的，但若无关精神关怀和精神力量，我觉得意思也不是特别大。像陈寅恪、章太炎那些人，精神关怀是很厚重的，很博大的，虽然他不会整天就谈这个，他们做学术，学术上做得特别好，但肯定不是那种对现实世界不关怀的。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