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的产生并不必然来自公共话语，不必然来自史学界长期讨论的话题，卓越的历史问题也许经常来自偶然的一闪念，或者半睡半醒时的一个模模糊糊的意象。

人性可以引导我们在对历史情境进行描述的时候使用何种修辞。

教授历史的工具有书本，然而，示范写作和让学生跟着写作，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一点多少类似德里达的“写作就是思想”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说，教授历史就是教授思想。

历史写作一开始就有其自己的出发点，论证的真正方法是陈述而不是证明。争取历史地位的真正目的仅仅是争取陈述。

意识形态语境的重要性完全不止于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意识形态本身可以能动地创造着社会生活(通常是以政治生活体现出来)。这个特征能够说明，一旦意识形态形成，并具备形成它的政治基础，它将主动的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到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现实以不同的方式(包括含有时间因素的节奏)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意识形态语境的特殊性显然要与政治语境和社会语境区分开来，尽管我们经常发现这三者之间相互关联。

在专制集权的国家里，思想语境很容易与意识形态语境重合。

在历史写作中，对思想语境与政治语境的分析如何可以避开道德判断?德性上的因素如果可以与思想语境分开来谈，那么，动机本身的道德性是否可以成为分析历史问题的要素?这带来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存在着一种叫“道德语境”的东西吗?

“德性”可能被不同的人随便翻译和理解，通常，人们用目的论的方法来考察德性的合法性。

历史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不在于它们对待政治与权力的看法有什么不同，而在于是否受政治与权力的操控。

意识形态的恐怖不在于直接的强制，而是说，当人们不同意某种言行时却又不得不同意和默认，他们清楚，倘若没有这样的同意与默认，他们有可能将遭受意识形态后面的力量施加的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