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今天的相对主义观点，即便是客观主义的任何一句听上去非常实在的话都是经不住推敲的。就算德国人蒙森(TheodorMommsen，1817—1903年)的“历史学说到底只不过是实际事件的清晰知识，它一方面发现和检验可获得的证据，另一方面依据对造成事件起主要作用的人和当时环境的理解把这些证据编写成叙事文”3这样的话，也难以抵挡分析，什么是“实际事件”?“清晰知识”的标准是什么?“理解”的主体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是历史写作的“叙事文”?
近代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带着一种朴素的感觉主义来确定经验与思想的关系，一方面，对所谓的绝对的真相关注，仿佛可以有一个唯一的事实能够得到证实，如象林加德(Lingard，1771—1851年)的自信：“我为全书规定一条准则，即写出事实真相，不论对我们有利或不利都要这样写。”4另一方面，自由意志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其是否真正受到有效的限制也不得而知，尽管麦考莱(Macaulay，1800—1859年)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5这种文学性的要求尽管在今天看来不必认真对待，但是历史学在“什么是真实”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出现丝毫进步的解决方案。“想象力”这个词在历史学领域当然充满危险，可是那些即便是通过仪器给予证实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是“历史事实”呢?我们更不用说历史已经被认定为一种“诗学”。所以，当代人没有任何优势说他们较之前人更为明白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性”。
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年)那句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仍然是被置于追问之下的：“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6兰克给予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可是，就是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成为历史学领域永远面临的问题。而“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这样的要求，无论是否仍然崇高，已经不是历史学所关注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