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历史的结果非常容易将一个无名小卒与伟大的人物等量齐观，由于微观历史研究将任意的细节系统放大，并且否定文明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普遍性特征，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历史学本身的意义，历史最终是提出普遍性，微观历史仅仅是对这个工作的有效修正和补充。

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是有益的，但是，要注意人类学可能导致的非时间性和缺乏深度的考察。传统历史学的内在核心是：必须注意时间与深度。这样的结果是，在特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特殊性以及重要性。所谓历史价值，正是生发于特定的时间。

即便涉及到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的史学家在针对不同的国家所使用的概念也是不同的。例如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使用“革命的年代”来描述，而布里格斯(AsaBriggs1921-)却用“改进的年代”。这个差异是重要的，它容易将法国的血腥大革命和英国的所谓“光荣革命”的真实特征区别开来，这个差异容易让人们体会甚至感受不同国家的革命，而不仅仅是在一个概念的罗列表上认识革命。

尽管布里格斯更多地认同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产生的分析结果，不过，他仍然看到了后者的问题，即观念完全替代了经历。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Thompson)却在分析历史问题的时候“更加关注经历(包括那些被历史遗漏的人们的经历)”。这位历史学家对经历的重视达到的程度，使得他坚持相信“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史料的证据”。8文学表达的经历既可能是共同的，也可能是特殊的，而将特殊经历与共同经历连接起来的确可以构成历史的想象力的内容，因为经历能够提供观念与概念之外的信息。

布里格斯谈到了新闻报纸的重要性，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够浸淫在报纸里面，以便找寻到研究的大纲，他提醒了阅读报纸的主题性与即时性——尽管他提示了过分依赖报纸的危险性。事实上，对过去新闻的大量阅读可以加强历史问题的情境化训练，甚至可以将很多资料组合为一种“经历”。

史学研究中的“还原论”虽然有些古老，但是，情境还原的工作不是白费的。“还原”涉及到了时间、资料、图像、以及角度等若干问题，可是，历史学家的“还原”愿望如果出自责任与历史感就很可能产生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