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感的重要性

1764年10月15日这天，吉本(EdwardGibb，1737—1794年)站在古罗马废墟面前充满感叹，“当我置身于卡皮托尔的废墟之中，独自冥想，听到赤脚托钵僧在朱比特神庙中唱着晚祷辞，编写罗马城衰亡史的意念，初次涌上了我的心头。”1这自然是一种怀古之情引发的冲动。不过，当他于1787年6月27日的深夜完成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一章，室外大自然在他心中唤起的是一种对生命短暂的叹息与伤感：“我搁下笔，在阳光和树木遮盖的走道上漫步徘徊着，从这里可以眺望到田园风光，湖光山色，空气是温馨的，天空是宁静的，月亮的银辉洒在湖面上，整个大自然万籁俱寂，我掩饰不住首次如释重负以及可望成名而感到的欢欣。但是，我的自豪之情迅即消沉下去了，而不禁悲从中来。想着我业已同一个伴我多年的挚友诀别了，不管我的《历史》将来的命运如何，历史学家的生命必然是短促而无常的。”2自然经常给人美好、神秘与永恒，相比之下人的生命是那样地充满问题与短暂，以至于很容易在人的心中唤起一种抽象的忧郁与伤感。吉本虽然是十八世纪的学者，但是历史学家特有的荒凉感受在他那里已经表现出来，朋友的去世只是一个诱因，真正的感受是，理性对荒凉的永恒性的认识，而这就是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历史感。所以，我不太相信在缺乏共同价值观和历史感的情况下争论能够达成一致，艺术史的讨论根本上是历史问题的讨论，而历史感是我们讨论历史问题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和知识基础。至于我，我相信存在一个服从于普世理想和不可摆脱的民族气质的历史感，这种精神特征的力量不是在无休止的论证中而是在她的努力工作中呈现出来的。所以，讨论当代艺术史的基础不仅仅是我们所具有的一般艺术史和历史的知识，或者具备思想家的某些特征，真正构成对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是一些属于历史感的知识与信念，这些知识与信念可以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书写艺术史的研究者，而不是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需要强调的是，历史感并不是需要系统阐释的思想体系，她是研究历史的人的心理状态和知识积累后的直觉与道德水平。

以下是我从过去几年里的读书笔记中选择出来的，用于我想说明的历史感问题，这些不同时间写下来的文字反映出我的历史观和面临的问题，我以为这些点点滴滴的认识和思考是讨论当代艺术史的核心基础，也是构成我的历史感的知识的一部分：

希罗多德(Hen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年)在公元前447年到达雅典时，希波战争刚结束了两年，他写作“希波战争”不过是想将这个刚刚过去的当代事件写入历史。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6年)的当代立场和对现实的历史感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卷“导论”中表述得更为明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显然，那些刚刚发生的事件已经被纳入这位历史学家的视线，同时，他对那些没有经过亲身体验的内容进行了“仔细考核”。是考核“这些事情”的真实性?一个修昔底德的同时代的人完全可以质问他：“你凭借什么可以对刚刚发生的事件给予历史性记载?”“你的‘考核’依据究竟是什么?”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显然并不容易，修昔底德不能够因为研究了《荷马史诗》就有绝对的权力说他的关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是没有疑义的。他想象当事人的演说，于是就非常精彩和富于感染力地将台词写出来，这样的散文因为假托历史人物的口，以至关于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在国葬典礼上的言辞被真的作为那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演讲而成为历史的文献。

写作《法兰克人史》的作者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ly，539—594年)，他完成的历史几乎是当代史，尽管他从神学历史立场出发以上帝创世纪开始历史时间，但是，第十卷内容结束的时间已经是5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