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书画，是在极为激烈动荡的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令原有的社会秩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亦急剧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标 准。随着士族文化的渐渐消退，根植于通俗市民文化的近现代书画，不仅在清末民初就已创造了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中，由于其存世数量庞大，可 获得的作品资源较为丰富，更有大量精品仍存于民间或市场的流通渠道之中，因而也是最具信心保障的板块之一。
“海派前期”绘画作为中国绘画由古典向近现代转折的历 史坐标，不仅深刻影响上海一隅，也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画坛。2012西泠春拍继续保持“海派书画”、“西泠印社部分社员”等主力专场，还非常荣幸地受到任伯年家属献珍，特别 开设了“任伯年遗珍——任伯年、任堇、任霞一门旧藏书画、印章、文玩专场”此外，西泠还征得任伯年两件难得的精品《颜鲁公写经小像》与《富贵吉祥》分别展现了其人物与花鸟画中早期与盛期的艺术风格。流传在市场中的任氏原作与遗珍专场中那些家藏罕见的粉本、手稿、印章共列一堂，不仅 互为印证，更还原了一段画史，实属难得。相信本拍卖季，海派标志人物之一任伯年将继续成为市场的热点。
继任伯年之后，将海派绘画推向鼎盛时期的正是西泠印社的首 任社长吴昌硕。他曾自谦“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一册作于1893年的《花果册》道出其五十岁、初具自家面目时的师承、画风与交游情况。四幅大写意松石、幽兰、葡萄、老柏 ，淋漓奇古、苍朴天趣，渊源于徐渭、八大、石涛、陈淳等各家之长，其颇具书写味的金石篆籀气与斜向取势的对角构图等自家作风亦已初步形成；一题再题的律诗，气势奔放、韵律奇拗，有类其画，亦自道性情；书法也与画风笔调开始统一，浑然成为一个整体。这一时期吴昌硕的绘画艺术正处于不断学习、广泛涉猎、转益多师的孕育时期，勇于吸收的 阶段。他不仅师法于古人，也在与同时代交游的师友中获益非浅。从题跋来看，吴昌硕在完成此册页后，定曾多方请教切磋于其师友们，张度、王懿荣、蒲华这三位题跋者无不是 金石、书画圈中赫赫有名之大家，而他们对吴的评价——“墨龙笔虎”、“腴润”、“蕴藉”、“蕴藉伏锋铓”——皆聚焦于其笔墨中深厚的金石特色。
吴昌硕一生尤其前 半生用力最勤的就是书法和篆刻。他的书法，由唐楷而汉隶，再攻篆籀金石，写石鼓文，数十年不断。写于1918年的《节临石鼓文》四条屏为其75岁所书，正当书风成熟期。其门人沙孟海曾评价吴昌硕的大篆“七八十岁更恣肆烂漫、独步—时。”观此文，结体左右紧束，上下纵展；字里行间气充力足，纵逸放达，颇显沉雄端庄；用笔则以粗细不同的笔触 来表现丰富的线条，起收及转折处方、折、圆并施，化方折为圆转，寓方于圆，多面出锋。这种种变化，无不体现出吴昌硕对其用笔的熟谙；从中更可以看出其内在的特点：彻底 改变了《石鼓文》原文略显方正和圆匀平整的形态，充分显示出极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然而在书画市场上，人们最喜欢的还是他那金石味浓郁的写意花卉题材作品，兼之大胆的民间用色法，艳而不失水墨清华，雅俗共赏又开创了画史的新境界。被多次出版著录的《葫芦图》以吴昌硕典型的草篆法书写而就，浓墨勾茎、花青染叶的盘旋藤蔓间，葫芦与北瓜黄红成趣；其笔势雄健纵逸、色彩丰富斑斓，浑厚复杂而又和谐。更为难得的是此作曾于1950年五福大仙诞辰时，由道家弟子金入福作为厚礼赠予 苏州名观福济观，后流传至镇江文物商店，可谓流传有序。
在与同行交游之中，吴昌硕以其诗书画印俱全的艺术造诣、敦厚的庸和气质，成为清末民初上海及周边地区书画界的领袖人物。而众人对于其艺术和人品的敬重和推崇，也为其艺术名声的传播累积了坚实的基础。在吴的学生辈中，不遗余力地推广吴昌硕艺术作品的人，以王一亭为最。他不仅使得吴昌硕在上海寓居成为可能，同时还为其作品在日本的推广打下很好的基础。其二人亦师亦友的情谊，在吴昌硕和王一亭的作品中都多有体现。王一亭的很多作品上都有吴 昌硕的题跋，就是所谓的“王画吴题”，吴昌硕也为王一亭刻了很多印章。作为中国佛教会会长，王一亭擅作佛像，如有人欲求吴昌硕的人物画，吴就会与王一亭合作。这幅1925 年二人合作的《佛寿图》即是这方面非常重要的物证。该画作以松石灵芝为主，佛祖腾云驾雾，从天而降，由松后而来，更妙在吴于左侧的长题：“松百尺石两拳，云烟出没龙在 天。我佛与龙相周旋，接引下界人谁缘。”画中虽“神龙”不见首尾，却因此诗而意在画外。王的落款题于右侧石畔，字小语谦，对于吴昌硕的恭谨之情溢于言表。
吴昌硕（1844～1927）花果册
水墨纸本册页（画心四页，题跋二页）
1893年作画心：27×39cm×4题跋：33×45cm×2
说明：张度、王懿荣、蒲华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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