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代，篆、隶古迹和魏晋南北朝碑、志的发现逐渐增多，和清廷大兴文字狱的反作用，导致了古文字学和金石考据之学的兴盛，从而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兼精这两门学问的书画家。又由于帖学盛极而趋于衰退，篆、隶古体及碑学的兴而代之也正适时，所以，社会诸方面的客观条件与书法审美趣尚变化的逆反规律的共同作用，促进了篆、隶书在清代的全面复兴和碑学大潮的形成。篆、隶古体既独立发展，又成为碑学书风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碑学的前锋，又渗透碑学书法，成为其书美内涵的重要构成因素。清代的篆、隶复兴，以隶书首先取得突出的成果，清初的郑簠是第一位隶书大家，是碑学书法的先驱者。其后，则有金农、郑燮为代表的“扬州八怪”，形成文人书画家的群体，不仅在绘画方面变古出新，同时又在书法上标新立异，尤其在隶书以及在真、行书法上有出奇的创造。

郑簠在清代书法史上的地位是具有决定性价值的。我们单独地看郑簠的隶书作品，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将其隶书作品置于元、明人的隶书作品之中，即会感到其中的不同凡响。其隶书的可贵之处，在于能通过访碑、探碑中，认识到原碑隶书的真谛，得以冲破唐宋以降隶书创作风格单一、沿袭不变的局面，并参以草法，形成自己的有别于前人的风格。从郑簠《隶书魏文帝善哉行》中，我们能感受到汉《曹全碑》流畅秀逸的书风；而其草书笔法又使得笔划的提按变化更加明显，横画的“燕尾”捺笔以及有些笔划的末笔，一任锋颖扫出飞白而不加修饰，更得汉隶自然、随意之精神；和明代隶书整饰敦厚的书风相比，更清新、更富有活力。郑簠的隶书以新体面貌出现，震撼了当时的整个沉闷的隶书书坛，一时学其书风者甚众。

郑簠（1622～1693）隶书 魏文帝善哉行
纸本 立轴 1682年作 181.5×54cm
说明：吴璧城旧藏，若瓢题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