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艺术史艺术：艺术终结之后

   　 丹托的个人抱负是做一个继传统主义大师贡布里希与现代主义大师格林伯格之后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他说：我当然被波普艺术所迷住，并感到一个艺术哲学家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解释这种现象，我在《点石成金》中试图处理这个问题。贡布里希是作为一个艺术史家来看待艺术，格林伯格则主要是作为一个批评家，而我则作为一个哲学家趋近艺术。我感到波普艺术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哲学问题：为什么一个像沃霍尔作于1964年的“布里洛盒子”是艺术而超市里的无数布里洛盒子却只是普通的包装盒。42

   　 这些思考表明，丹托继续说，我们不能以事物看上去怎样来界定艺术。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界定艺术。我们能够，但是必须在充分考虑当代艺术所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来界定艺术。丹托在1995年的梅隆讲座(1997年以《艺术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范围》出版)中论述了两条准则：一件艺术品必须有内容，即它必须是“关于什么的”(aboutness)，它还必须具体表达(embody)那种内容。因此“布里洛盒子”是关于什么的是要问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而不管回答是什么，它都会区别于布里洛包装盒是关于什么的问题的答案——只要我们能认识到船运包装盒毕竟只是一件商品而已。盒子的设计具有字面的(1iteral)内容，即肥皂盒的价值。然而，我们立刻可以发现，丹托事实上仍然没有回答这个核心问题。因为假如布里洛盒子是商品，而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却是艺术品，这仍然没有解释，当沃霍尔的画被当做商品来买卖的时候，两者又如何区别呢?丹托谅必会说，真正的布里洛盒子的用途在于包装海运的肥皂粉，而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的用途则在于供人们观赏。而这就回到了康德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康德有所推进。

    　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在德国艺术史家贝尔廷(Hans BeLting)那里找到了回音。在丹托看来，贝尔廷在其《艺术史的终结》一书中确认了如下事实：艺术看上去不再具有一个发展着的进步历史的可能性。于是贝尔廷的问题就成了：假如这样一种客观条件不复存在，那么，如何可能存在一种有关当下的艺术史?43丹托欣喜地发现，他与贝尔廷是在同一年(1984年)提出“艺术终结论”的44。打那以后，贝尔廷出版了一部令人惊异的著作，该书将西方基督教信仰的图像的历史追溯到罗马帝国晚期直至公元1400年前后。他给此书的副标题起了一个使人惊讶的名字：“艺术时代之前的图像”(The Images before the Era of Art)。这不是说这些图像不是某种宽泛意义上的艺术，而是说，它们之为艺术并不包括它们的生产，因为那时，艺术的概念尚未出现在公众意识中。那样的东西——事实上被称作圣像(icons)——在那时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与其后的艺术品所扮演的十分不同的角色。当艺术的概念终于出现时，某种审美沉思的东西开始统治我们与艺术品的关系。在由艺术家加以生产这样一个关键意义上，即人类在事物表面上留下其标志的意义上，它们甚至被认为不是艺术，而是神助的产物，就像是维罗尼卡的面纱上耶稣形象的印迹。45

    　因此，丹托得出结论说，在前艺术实践与艺术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不连续性，因为艺术家的概念并不进人对信仰的图像的解释之中，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概念当然成了最关键的因素，瓦萨里这才想要写一部伟大艺术家的生平的书。假如这一切是可以想像的，那么就可能存在着另一个不连续性，其深刻性并不比那一个不连续性来得差些，在艺术时代被生产出来的艺术与艺术时代终结之后被生产出来的艺术之间存在着的不连续性。在丹托看来，这是非常自然的：既然存在着“艺术时代之前的图像”，也必然可能存在“艺术时代之后的图像(或‘艺术’)”，这就是丹托称之为“后历史艺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