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事情又回到黑格尔。丹托提出了“事物的停止”与“事物的终结”这样的哲学区别。他是这样解释的：将黑格尔判断的可能的真理性与1828年以来的艺术史事实联系起来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某事物的停止(something stopping)与某事物的终结(something coming to an end)之间做出区分。停止是一个外部事件，就是说某事物在它本来仍可以继续的时候被迫停止。而终结是模式与完满的一个内部事件，正如在一首曲子或一种叙事中，当这首曲子或叙事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继续下去的时候。14

    　丹托坚持，黑格尔认为在终结这个词的叙事意义上，艺术已经走向终结；也就是说，艺术已经成为它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的更大范围的叙事的一个尾声而已。艺术的故事是艺术在精神的宏大历史中所扮角色的故事。以前有过艺术，将来也还会有艺术，但是艺术的最高使命是达到某个更宏大的事件。有那么一个时刻，艺术的活力(或精神)正好与历史本身的活力(或精神)相吻合——然后它旁人某种别的东西。“因此问题在于，”丹托继续说，“艺术史是否存在着一种叙事结构，如果存在的话，走向终结就只是一个逻辑问题罢了；抑或，艺术史只是一种编年，首先这个接着那个……因此，问题是艺术是否有某种结构或另一个(即没有结构)；因此它是否会走向终结——还是它只是停止而已。”15

    　丹托试图以帕诺夫斯基(Panofsky)与黑格尔作为两极，来说明艺术史的“无结构论”与“有结构论”。按照丹托的说法，帕诺夫斯基大胆的论点是,透视不是标志着对视觉外观的不断征服中的某个阶段，而是标志着历史方向的某个变化：“这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其文明开始在象征的水平上再现世界，仿佛光学要比模仿更具意义。比方说，透视，或光学的精确性，对某种艺术传统来说就会没有意义，即使它为人们所知(我想起最好的典型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其艺术实践者关心的是以其他方式来象征世界……对帕诺夫斯基来说，透视是一种人们或许可以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世界的哲学’的象征。因此，在帕诺夫斯基看来，艺术史中不存在进步，仅仅因为不同的象征形式被开启，直到某个内在的剧变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与一套新的象征形式(或符号)。”16果丹托的理解是对的，那么，帕诺夫斯基的艺术史理论可以说非常接受于科学史中的托马斯·库恩学派的理论。但是，与库恩的“范式理论”相仿，帕诺夫斯基的理论同样不能被理解为“艺术史没有结构”的理论；因为帕氏所说的其实是“艺术史没有线性发展的结构”的意思。这意味着，可以有非线性的、某些时候会发生断裂的(或库恩所谓“范式革命”)更宏大的叙事结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结构论”与“无结构论”，或“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争执，常常是因为不明白对方所说的究竟是什么论题而造成的。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并不表示他不认为在“常规科学”范围或时期，科学史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的；同理，帕诺夫斯基所说的“不同的象征形式”理论，也并不表示他想否认在一定范围内(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的确存在着一个渐进的模式(即瓦萨里模式)。说到底，这只是一个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问题。

    　正如在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存在着十分不同的基本原理与学科原则，在艺术史中，我们也应该划分“宏观艺术史”与“微观艺术史”，两者同样具有不同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帕诺夫斯基关心的是一种象征形式(如古典形式)是如何突然被另一种象征形式(如中世纪形式)所替代之类的宏观问题；而瓦萨里关心的则是一种具体的绘画风格(如乔托)是如何一步步演变到另一种风格(如拉斐尔)。因此，仿佛帕诺夫斯基在说“艺术史没有统一的结构”，而瓦萨里在说“艺术史有一个相当统一的结构”，事实上，两人说的根本不是同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