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切皆可，一切皆得为艺术”

    　以下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丹托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即回避冲突在人类事业中的基本性。正是冲突或竞争产生文化。竞争唤起激情，激情产生艺术。这是一条规律。而丹托所说的“一切皆可”，惟一可能的未来就是走向虚无主义。

   　 在梅隆讲座(the Mellon Lecture)《艺术终结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1997年)中，丹托把对黑格尔艺术哲学的阐释直接与艺术史的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与众多的“后学”家们一样，他首先也断言一种艺术史的断裂。在他看来，那种认为艺术史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结构的说法越来越似是而非。早先的历史结构界定了封闭的可能性范围，其中后来结构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出去。因此早先的结构似乎为后来的结构所替代——似乎一定范围的可能性被开出，而这种可能性在早先的结构中却不可能有什么位置，并且因此，似乎在这两个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连续性。“这是一种足够大胆的不连续性”，他说：“以至于从前一种结构到后一种结构的变迁中生存下来的人们，会感到一个世界——在我们的个案中则是艺术世界——已经走到了终点，而另一个世界则开始了。”他再一次强调：“艺术已经终结的一个标志就是，一种正在得到定义的风格已不再具有客观的结构，或者，如果你更喜欢另一种说法，则是，应该存在一种一切皆可的客观历史结构。假如一切皆可，那就没有肩负着历史使命的东西：一事物，可以这么说，与它事物一样的好。而这，在我看来，就是后历史艺术的客观条件。”19

    　丹托充分意识到这一命题与沃尔夫林的对立：因为在后者看来，即使是最具原创性的天才也不能越过某种限制(或某个范围，某种条件)。在某个时刻，并非一切都有可能，某种思想只能在发展的某个时期才会发生。20马蒂斯也说：“艺术有一个发展过程，不仅来自个人，而且也来自一种积累的力量，即位于我们面前的整个文明。人们不能任意妄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并不能只做他喜欢的事。假如他只是滥用他的才能，他就不会存在。我们不是我们所创作的东西的主人。它是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21显然，马蒂斯的这个思想与渡德莱尔，22特别是与T·S·艾略特所说的如出一辙；23它已经构成现代主义的核心的思想表述。

    　不过，丹托却说，如今已不再有禁止我们的形式了。换言之，一切皆可了。他说，在两种条件下——历史的终结与艺术的终结——存在着一个自由的状态。人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的图画中，可以自由地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他们从某个历史苦恼中解放出来，这种历史苦恼曾经强令在任何一个给定的阶段，都存在着本真的与非本真的存在模式，前者指向未来，而后者指向过去。而艺术家，在艺术终结后，也类似地可能自由地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艺术家——可以自由地成为任何东西，或者甚至是一切东西，正如当下的某些艺术家。他们拒绝为画种或艺术种类的限制所制约，他们已经抛弃了某种纯粹性的理想。他们已无需相信，如蒙德里安，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刻，只有一种真正的艺术形式。24

   　 “马克思式的预言与我的预言之间的差异在于：马克思所勾勒的在某个历史的未来有关非异化的人类生活的状况。”丹托继续说，“我的预言可以被称为当下的预言。它视当下是一种已经得到开启的东西。我对于未来的惟一预言就是，这是终结的状态，一种历史过程的结局……因此，它毕竟是，正如翻到故事的最后一节看看结局到底怎样，差别只在于：我们没有漏掉什么，而是穿越了历史的结局：这就是艺术的故事的终结。特别需要的是某种展示，这确是一种终结状态，而不是在通向未来道路上的一个阶段。”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