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托称这种终结状态为“艺术史的大师叙事的终结”。他所说的艺术史的大师叙事是指这样一些叙事：艺术史存在一个模仿的时代，紧接着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其后又是我们的后历史时代，在这最后一个时代，一切皆可。这些时代中的任何一个都以一种不同的艺术批评结构为特征。艺术批评在传统阶段或模仿阶段建立在视觉真实的基础上。意识形态阶段的艺术批评结构就是那种丹托试图放弃的批评：它把自身关于什么是艺术的哲学观念排他性地建立在它所接受的艺术(真正的艺术)与所有不是艺术的东西之间的区别之上。而后历史阶段则以在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分道扬镳为特征，也就是说，后历史阶段的艺术批评应该像后历史艺术本身一样是多元的。

    　丹托自己指出：“颇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种三个阶段的划分，与黑格尔宏大的政治叙事几乎惊人地相似：最初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后只有某些人是自由的，最后，在他的时代，人人都是自由的。在我们的叙事中，起初只有模仿才是艺术，接着，某些东西是艺术，但每一种都想战胜其对手，最后，情况显然成了：已不再有风格的或哲学的限制了。没有艺术品非如此不可的特殊方式，我得说，这就是大师叙事之当下的和最终的时刻。这就是故事的结局。”26不清楚的是，丹托本人是否承认他自己就是这段大师叙事的发明者?“大师叙事”究竟是丹托批评的目标，还是自我标榜的噱头?我们不得而知。

    　这个大师叙事的第一阶段是由瓦萨里(在贡布里希那里发展到当代形式)为代表，第二阶段以罗杰·弗莱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为代表，而第三阶段，则由他丹托当仁不让了。不明白的仍然是，当丹托声称“大师叙事的终结”时，是否包括他本人的终结。或者，他是终结者?他终结了别人后，自己却再也不会被任何人终结，因为不可能对终结者进行终结?

    　对瓦萨里的评论可以见诸他对贡布里希的批评，因为后者被认为是前者的集大成者。他指出，贡布里希的问题几乎是以康德式的公式提出来的：艺术史如何可能?作为一个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计划意味着他把他的强有力的问题改造成一个它本身的严格的版本，即：再现的艺术史如何可能?对此，他给出了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大大地得益于他的哲学同伴卡尔·波普尔。波普尔认为科学历史是由某些受到证伪的准则制约的创造性跳跃构成的。贡布里希则认为艺术史也是由相似的从一种再现形式到另一种再现形式的创造性跳跃构成的，而且也受到对可见世界的匹配性再现的准则的制约。27

    　首先，与许多批评者对其批评对象的概括一样，丹托对贡布里希的这段概括是那种典型的以偏概全的例子。贡布里希从来没有认为艺术是一部再现史。只要看一看他的《艺术的故事》以及《名利场的逻辑》等名作即可明白。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史是一种问题情境史(或简而言之，问题史)，而非再现的完善史。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再现才成为艺术史的主题或主流，也成为贡布里希关注的要点。当然，贡布里希决不会天真地相信，艺术史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这之前没有艺术，而这之后(或许从突破再现原则的立体派开始)则已经进入后艺术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