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宣言的时代。”丹托如是说。单就这一点而言，他是对的；但他对宣言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大部分宣言，如果说坚持了丹托加以反对的所谓“历史使命”，那也是某种习惯势力使然。也就是说，当艺术家们发表这些宣言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为宣言所惯用的旬式所牵扯。事实上，他们想说的，并不是“他们的艺术是永远正确的艺术，而任何别的艺术都不是真正的艺术”，56换言之，他们断言的是一种临时的合理性，而不是一种永恒的元叙事。他们强调的是，惟有这样加以限定，艺术的游戏才是可能的，否则一切皆可，艺术就会真正死亡(不是丹托所说的“终结”)。因此，问题成了：要么死亡(一切皆可)，要么是断言一种能够生存下去的艺术。后现代主义选择了前者，而现代主义却选择了后者。而在丹托看来，已经不可能再有艺术的宣言了。

    　“但是在我看来，历史性当下的深刻真理在于宣言时代已经过时，因为由宣言所驱动的艺术的潜在前提，在哲学上已得不到辩护。一个宣言勾勒出一种它正当化为惟一正确的艺求，仿佛它所表达的运动做出了艺术本质的哲学发现。但是我想，真正的哲学发现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着一种比别的艺术更正确的艺术，而且不存在艺术不得不遵循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所有艺术都是同等和无差别的艺术(all art is equally and indifferently art)。”57

    　丹托固执地断言一切艺术的无差别性乃源于他哲学与信仰上的虚无主义。只有将艺术置于与真理与道德相关的语境，才有可能得出关于艺术的可信结论，关于艺术史的可靠推论，以及关于艺术批评的可能理论。而丹托却认为：“在我看来，真正的艺术与本质的艺术是什么的问题——作为表面上或非本质的艺术的反衬——是哲学提问的一种错误形式，而我在有关艺术的终结的不同的文章中竭力想做的是，建议正确的提问形式应该是什么。就我所见，这个问题的形式应该是：是什么使得一件艺术品与某种不是艺术品的东西区别开来，当它们之间不存在有趣的知觉差异的时候?”

    　丹托的问题提得很好，但他的回答仍陷于分析哲学的狭隘陷阱。他的这种“艺术品与真东西之间的差异”的问题，仍然是典型的分析哲学的提问法。而我认为，对此类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更高的语境。人们应当在“艺术何为”的水平上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就会把人们导向欧洲艺术哲学，而不是丹托所在的英美分析哲学。

    　丹托却仍然在分析哲学的水平上指出，随着沃霍尔的出现，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不存在一件艺术品必须成为的特别的方式——它可能看上去像一只布里洛盒子，也可以像一只罐头。但是沃霍尔只是作了这一深刻发现的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音乐与噪音之间的区别、舞蹈与运动之间的区别、文学与一般写作之间的区别，都以一种相同的方式与沃霍尔的发现相平行。丹托说，沃霍尔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这一精彩的预见：“你怎么能说一种风格好于另一种?你应该可以在下个礼拜成为一个抽象表现主义者，或是波普艺术家，或是写实主义者，而不需感到你失去了什么东西。”58

    　他接着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后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本真的风格，被普遍地和挑战性地刻画为对格林伯格视为艺术史发展目标的那种纯粹性的不屑。当没有这样一种目标时，现代主义的叙事，甚至就绘画而言，也已经结束了。”同时，他也不相信80年代的“新表现主义”是一场回归的运动。他说：“我本人对新表现主义的反应是极端的怀疑。我不相信这是美国艺术中早先那些时刻的再现，也不相信这是在艺术史与绘画史之相同一的意义上，历史又上轨了。这‘不是人们所设想的下一步’。而这又提出了下一步会是什么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东西会被设想会在下一步发生，因为下一步注定要发生的那种叙事已经走到了终结，我把这称为‘艺术的终结’。”59

    　以下这一节十分重要，后现代主义艺术与政治(如果还不是完全的虚无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的所有主题都在这儿。它也表明，丹托所谓的“后历史艺术”就是一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尽管他不喜欢用这个词：

    　“现在，我想确定艺术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与整个70年代离开由现代主义准则所界定的艺术的道路。似乎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认识到了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已经完结了，尽管他们也没有别的叙事可以取而代之。在其后的岁月里，也没有一种新的大师叙事出现，当艺术家们开始意识到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文本中有一些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相关的东西；这些东西确实填补了原先的空白，这个空白是由被认知为与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的计划不断增长的不相关的东西留下的。事实上，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题(尤其是依据利奥塔的看法)：已经不会再有大师叙事了。解构主义精神与其说是用正确与谬误来看待理论，还不如说是以权力与压迫来看待理论的。由于这成了标准的问题：谁从这种理论中得到好处，谁则受到这种理论的压迫，这些问题当然十分自然地扩及到现代主义理论本身。”60

    最终，丹托说，由现代主义留下的空白，在解构主义理论中得到了填充。而他，丹托，一位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冒出来的哲学家，很高兴能分享法国左派激进知识分子受挫的热情所幻化出来的产物：后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