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断定丹托的以下基本判断是错误的：“不管怎么说，清楚的是，帕诺夫斯基的艺术史观认为艺术史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只有一波接一渡的象征形式的编年。”17

    　丹托指出，这是思考艺术史的一种方式，另一种则是黑格尔的。而“黑格尔的历史模式包含了我在这里讨论的两种特征：它是叙事的，在它有一个终结这一意义上；它又是不连续的，因为有一个内在的理由为什么会有那些由象征形式外在地表达出来的剧变(帕诺夫斯基的象征形式的观念事实上是对黑格尔本人的时代精神理论的一种诠释)。”18

    　然而，丹托没有注意到，帕氏与黑格尔存在着一个本质区别，那就是，黑格尔认为艺术史的叙事将为哲学史的叙事所取代，也就是说，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而在帕诺夫斯基那里，一种象征形式之为另一种象征形式所替代，并不存在着媒介替代问题，亦即，它仍然是在同一媒介(即艺术)的范畴内做出的。因此，对帕诺夫斯基来说，正如对大多数艺术史家来说，“艺术的终结”是不可思议的。而对黑格尔来说，艺术的终结则是必然的。如丹托所说，它确实只是个逻辑问题。

    　丹托还喜欢用德国“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作譬：当主人公获得自我意识时，小说便终结了。这个比喻不能说不精彩。事实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这样一部用哲学语言写就的“成长小说”：精神获得其自我意识时，历史便终结了。但是，说主人公获得自我意识之际，该叙事便结束了，这勉强说得通。但这绝不会是此人所有叙事的终结。因为问题的要点不在于，对这个主人公来说，生命的意义是否仅在于他获得自我意识的那一刻。根据中国的智慧，人们“活到老学到老”，只有“盖棺论定”。对中国人(相信也是对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的人)来说，比获得自我意识走向成年更重要的是，如何完成这个成年，达成其命运。因此更精彩的叙事应该在获得自我意识之后，而不是之前或那一刻。成长小说固然有意义，成年小说则更有意义。难以置信的是，一个人一生中只有那样一个闪光的瞬间是重要的，而且似乎这样一瞬间是仅只一次的。我们或许经验过不断反思自己，调整自己，甚至全盘改变自己的时刻，生命的启示不是一次完成，自我意识的获得也不是一次完成的。用不着巨大的智慧，人们当能理解，这只是一种十分普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