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托还不同意苏珊桑塔格的“好玩家理论”，也不同意罗伯特·文丘里在其《建筑中的复杂性与矛盾》一书中所列出的“后现代”特征：“混血的而不是‘纯粹的’，折中的而不是‘干净的’，‘含混的’而不是‘清晰地得到说明的’。”51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依照这个公式罗列出相似的作品，并且理所当然地可以整理出一大堆相当同质的后现代作品。丹托建议，可以用大写的“当代”一词来涵盖后现代主义的断裂所想涵盖的东西，但是人们会再次带着没有一种可确定的风格的感觉，以及不存在不相吻合的东西(即一切皆相吻合)的感觉被撇在一边。而那事实上却是自现代主义的终结以来视觉艺术的标志，即作为一个时期，这是由缺乏一种统一的风格而得到定义的，或者至少，缺乏一种可以被提升为一种准则从而被当作发展一种可辨认的能力(其后果则是不存在一种叙事方向的可能性)的风格的统一性。52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丹托超越了初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幼稚性。这些初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通常都会概括出一组可辨认的特征，作为后现代的标志。而丹托的智力尚未堕落到这种地步。“这就是我更情愿称之为后历史艺术的原因。今天任何能够被做出的事情都可以做，都可以成为后历史艺术的例子……因此，从某个角度看，当代是一个无序的信息的时期，一个完美的审美之上的状况。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时期。今天已不再有什么历史的范围了。一切皆可。”53

    　丹托继续说，既然覆盖物巳被打破，既然至少自我意识的一瞥已经获得，那么历史就终结了。它已经把它的重负转交给哲学家来处理。而从历史的重负中得到解放的艺术家们，可以完全自由地以他们希望的方式来制作艺术，来实现任何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或者为了根本没有任何目标。这就是当代艺术的标志，因此与现代主义不同，它没有一种所谓的当代风格也就不足为怪了。“没有限制艺术必须像什么样子的先验的准则——它们可以像任何东西。单单这一点就结束了现代主义的议程……”54

   　 现在，我们来到了丹托艺术哲学的关键地带。“从历史的重负中得到解放”是指不再有任何限制(丹托反反复复地说过的“一切皆可”)。“可以完全自由地以他们希望的方式”“来实现任何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指“后艺术史艺术”乃是一种非现代艺术的“艺术”，即不是以审美为主旨(并在与真理与道德的关联中强调形式自律)的现代主义艺术。那它成了什么东西呢?成了后现代主义者一天到晚叫喊着的“文化政治”(所谓“实现他们所希望的任何目标”)。“或者为了根本没有什么目标”则是最典型的“快乐的虚无主义”(借用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位“批评大师”、一度成为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救星”的奥利瓦的说法)的另一种表述。让我们再次观看在这个语境里，丹托是怎么说的：“不管怎么说，随着艺术的哲学时代的到来，视觉性被当作与艺术的本质无甚关系的东西(正如美曾经被当作这种本质那样)而抛弃了。”显然，这表明丹托远不如阿多诺那样认识到事情的根本：审美外观(或形式)与真理内容的辩证关系。也表明，英美式批评的致命伤在于：即便是丹托这样最伟大的分析哲学家以及高度智慧的描述家，也不能免于实证主义哲学的诱惑；不能说丹托对当代(特别是美国)艺术的描述与分析不精彩，但是此老就是不能认识到他所描述与分析的现象根本上属于“后现代的病理学”!因为，指认一种“病理学”，亦即预设了一种规范(norm)概念；换言之，说后现代是一种病理，意味着你拥有一个关于什么是“非病理”或“正常”(normal)的概念。而这种规范论证，恰恰是英美分析哲学的弱项。55

    　丹托继续说，断言艺术已经走向终结意味着诸如此类的批评(即认为只有一种艺术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其他任何形式的艺术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不再是正当的了。没有一种艺术仍然肩负着反对别的艺术的历史重任。作为艺术，没有什么艺术比别的艺术更正确，也没有什么艺术历史比别的艺术更错误。因此，最起码地说，认为艺术已经走到终点的信念意味着不能成为这样的批评家，如果他还想成为一个批评家的话：如今，已不存在一种肩负历史重任的艺术形式，而别的东西都位于历史的范围之外。

    　宣言界定某个运动与某种风格，这个运动与风格是宣言或多或少地认为的惟一有意义的艺术。每一个运动都为艺术的哲学真理的认知所驱动：艺术本质上是X，所有不是X的东西都不是——或至少其本质上不是——艺术。因此每一个运动都以一种对一度曾经丢失或只是被模糊地认识到的真理的发现、解蔽或启示的叙事的眼光来看待它的艺术。丹托对此的反感表明，他还是一个十足的虚无主义者。他并不认为艺术显现真理，或艺术有利于道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