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1950年其《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的“后记”中论辩道，要判断黑格尔的思想之正确与否，现在还为时过早：“尽管我们可以确认，自从黑格尔于1828-1829年冬季在柏林大学做最后一次美学讲座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新的艺术作品和新的艺术思潮；但是，我们不能借此来回避黑格尔在上述命题中所下的判词。黑格尔决不想否认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艺术作品与艺术思潮。然而，问题依然是，艺术仍然是对我们的历史性此在来说决定性的真理的一种基本的和必然的发生方式吗?或者，艺术压根儿不再是这种方式了?”9

　　当然，冷静地思索，黑格尔的断言并不像人们初听上去所感到的那么荒谬。我个人认为，黑格尔是自柏拉图以来极少数真正懂得艺术本质的人。在他之后，也许真的如丹托所说，只有尼采与海德格尔称得上传人。更晚近一些当然也要算上阿多诺。黑格尔想法的(但不是丹托的)精髓在于，他真正知道艺术如果丧失了作为真理的开启场所的地位，从而沦为挂在人们墙上的装饰品时，意味着什么。当艺术不再是人生(或海德格尔所谓“我们的历史此在”)意义的见证，而是单纯的装饰品时，艺术的确已经走向了终结，因为它已经丧失其根本的重要性了。

    　黑格尔深刻地把握住了艺术与真理(或他所谓“精神”)的关系，但是他关于艺术将让位于哲学的观点仍然是错误的。因此，丹托的错误乃是黑格尔错误的延续。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不该将艺术之与真理、道德的关系理解为线性发展的关系。在他看来，真理内容(或他所谓“精神”)将依次以艺术、宗教，最后是哲学作为其形式(外观)。故而他必然的结论是：艺术将被哲学所取代，从而走向终结。他不明白，艺术(或美的形式)与其真理内容、宗教或伦理关怀之间，可以发生同时共在的关系(而不是线性发展的关系)。不无悖谬的是，在黑格尔那里成了取代艺术的东西，到了黑格尔的忠实信徒海德格尔那里却成了被取代的东西。海德格尔断言，随着尼采的到来，哲学也终结了。海德格尔本人(某种意义上与尼采也一样)反倒将艺术(或诗)当作取代哲学的东西。历史好像在开哲学家的玩笑。只有在阿多诺那里，艺术之为“美”的外观或形式，与艺术之为“真理”开启的场所，以及艺术之为“善”的社会功能之间，将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存在。阿多诺赋予黑格尔以来的艺术哲学命题以当代的形式。他是，就我所知，迄今为止在这一问题上提供了最为真知灼见的意见的人。10

    　如果说丹托的工作只是重复黑格尔早已说过的意思，那就不会有人去理睬他。他的贡献在于，他认为他发现了为黑格尔所预言的那个艺术的终结时刻的到来。丹托叙述了那个伟大的时刻。他把它刻画为在1964年，他在某个展览中与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的相遇。与反复述说黑格尔的意思一样，丹托也反复诉说他的这一遭遇作为历史性时刻的深远意义。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正如整个人类世界，亦即人类精神，曾经都在等待黑格尔老人的降临，整个艺术世界也都在等待丹托的到来。丹托一来，不仅是沃霍尔被授以“哲学家称号”(“我希望提呈的思想是，由于沃霍尔，艺术被提升为哲学，因为它提出的问题及其提问的形式是艺术在这个方向所能做的极致——它的答案必须来自哲学。而在转向哲学中，人们不妨说，艺术已经来到了某个自然的终点”)，11且整个波普艺术也被赋予了某种合法性(“对我来说，一个既定的艺术运动必须被理解为某种历史必然性，在我看来，波普艺术是对艺术性质的哲学质问的一个回应”)。12接着说：“毕竟，抽象表现主义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得出了某种原创性的回答——绘画即画画，即画画的行为，这是某种类型的行动，而任何看上去隶属于绘画的东西其实只是偶然的东西。波普艺术更为直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以真正哲学的形式：为什么这是艺术，而某种跟它一模一样的东西——一个普通的布里洛盒子，一个普通的汤罐子——却不是艺术，特别是当艺术品与真东西是如此相像，以至几乎无法加以分别的时候?”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