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匆忙得出“艺术终结”的结论，而是需要重新思考归于“艺术”(Art)名下的各种不同功能。其实这远非始于贝尔廷。贡布里希等史家早就指出了归于“艺术”名下的各种不同的活动。在贡布里希最著名的著作《艺术的故事》开篇，他就指出“世上没有真正的艺术这种东西”(There really is no such thing as Art) 46，只有不同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事着非常不同的活动。在史前，他们事实上是一些巫师，在古典时代，他们是建筑师、雕塑家与图画装饰家(均为工匠)；在中世纪，他们是“圣像”制作者；在文艺复兴时期，他们才是后世所谓的“艺术家”。源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当代艺术史(贝尔廷是个显例)，并不能解释在这些不同的“艺术”活动背后的统一性。无限地强调这些“艺术”活动之间的断裂与差异，也无助于说明人类从事这些活动的历史相似性与文化相似性。因此，扩大或恢复“艺术”的多功能性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终结，相反，它恰恰是使艺术活动趋于多元化的契机。而现代主义者所理解的“多元化”并非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一切皆可，一切皆得为艺术”；而是意味着“多元化体系中的每一元都要做到充分自足的一元”。只有成为自足的一元，真正的多元化局面才能形成，否则就是虚假的多元化，一种相互抄袭与模仿的文化赤贫。这就是从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一向强调批评的党派性的理由。坚持党派性是指：坚持一元论，亦即坚持使这一元成为真正自足的一元!而这一点是通过严格的限定，亦即通过赞成什么与反对什么来完成的。究极而言，现代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它旨在通过竞争，拓展人的潜力，扩大人类的感知范围；它还坚持可错性，并通过自我批判来实现知识与人类的进步。

    　丹托如果承认了这一点，就不会有艺术终结论47。最多只能有某类叙事的终结论。其实，在丹托此书所列现代诸宣言中，恰恰表明：即使是在高度现代主义时期，也不止一种倾向，一种主义，一种宣言。因此，说“后历史艺术”是多元化的艺术，等于白说。而差异——现代主义艺术诸流派都相信自己是惟一正确、代表历史发展方向之艺术，“后历史艺术”诸流派则不作这样的断言，恰恰表明了“后历史艺术”的危机。因为没有真理断言，就没有激情。一切皆可，彼此彼此，就将导致相对主义、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丹托的贡献——如果可以说是“贡献”的话，即在于认识到这一差异。此即丹托所说的“自觉”。丹托的意思是：后历史之后的艺术家，由于自觉地意识到“真理断言”的虚幻性，因此干脆不作这样的断言，于是，“什么都被许可了”。但是，丹托似乎欣快地宣告这一时代的来临，却不认为是这一种危机的症状。

    　在其出版于1995年的另一部批评文集中，丹托再度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艺术已经走到了终点，当它获得了它自身身份的哲学含义时。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候的划时代的要求已获得其结局。”48他接着指出，绘画在那个时代扮演了关键角色，不过以后其身份遭到两个因素的质疑，一个是技术因素，另一个是文化因素。前者是电影，后者是来自异域文化对西方诚实再现本身的理想的挑战。“无疑，”他说，“在艺术实践中，自1300年以来的某种绘画观念，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丹托再次援引沃尔夫林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并非一切都有可能”(not everything is possible at every time)，却做出了相反的断言：“我称之为艺术的后历史时期(the post—historical period of art)的标志是，这一次，一切皆有可能了。”49

    　丹托所说的“后历史”艺术还与他所说的“历史范围的消失”的主题相关。他说：“一个与我几年来一直在论述的好奇的论题相关的问题，一个涉及艺术的终结的问题——以某种戏剧性的方式宣布起初界定传统艺术，接着界定现代主义艺术的伟大的大师叙事，不仅已经走向终结，而且当代艺术再也不允许自己被大师叙事所表象。那些大师叙事不可避免地要排斥某些艺术传统与实践，认为它们是‘位于历史的范围之外’的。这是标志着艺术的当下时刻——或者我称之为‘后历史时刻’——的许多事情当中的一个，即已经不再存在什么历史的范围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关在门外，正如克莱门特格林伯格以为超现代主义艺术不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那样。我们的时代无疑是，至少(或许只有)在艺术中，一个根深蒂固的多元主义与宽容的时代。没有什么可以被排斥在外。”50

    　尽管丹托不赞成使用“后现代”一词——其理由是，这个词与“当代”一样有着太强的时间性特征。而且“后现代”一词具有太强的与当代艺术的某个部分相同一的意义，并不能代表当代艺术的全部。事实上，“‘后现代’一词在我看来好像明指某种我们可以辨认的风格，就像我们能辨认出巴洛克与罗可可的风格一样”。但是，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并且还要指认的那样，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后现代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