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历史与摄影 陈丹青

　　在有关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像中，目击政权变更的照片，并成为经典，我想，谁能与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49年京沪之行相比拟?当然，他是布列松。但如他的名言“决定性瞬间”所揭示的真理，倘若错过1949这一决定性年份，他在北京的摄影——就像他去过莫斯科或东京那样——恐怕就缺了一份无可褫夺的历史价值。

　　人与历史的遭遇，历史不知道，人也未必知道。临近解放前夕，当国民政府为布列松签发四十天入境签证时，想必不清楚他在西方的大名，更想不到这个人的锐眼将如何见证国共两党的决定性胜败。六十年过去了，海峡两岸似乎均无意出版布列松这本中国影像专集，上世纪九十年代，欧洲人倒是出版了，封面是上海街头庆祝解放的大游行。即便长寿而多产如布列松，这份影像档案也称无可替代：在他毕生摄异国的大量作品中，往往是某一国家有幸遭遇这位摄影大师，但在1949年，我相信，是他有幸邂逅了巨变的中国，一如那一年之于中国历史的决定性。

　　1976年，本书作者刘香成以《时代》周刊美籍华裔记者的身份进入广州，1978年北上京城，1984年离开。这期间，他与布列松一样，没有辜负历史的幸运。但是当年的中国人，连刘香成自己，并不知道被称为“第二次解放”的1976年及此后启动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年份，将成全这位西方记者最重要的作品，而这批摄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照片，为中国的历史关头留下了确凿而丰富的见证。

　　自1949年到1975年，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国的友好人士数度来到中国，走访各地，拍摄新中国的照片和电影。日后流传西方——伊文思(Joris Ivens)于五十年代初即拍摄了苏南乡村土地革命的动人纪录片，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中国》(Chung Kuo - Cina)则是目击“文革”日常百态的唯一影像作品——但这些作品展示的是毛在世的年代，是在西方左翼人士眼中的新国家与理想社会：宁静、质朴、恒定，望不见终结。而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

　　我真想知道，但凡活在1949年的中国而葆蓄记忆的人，亦即我们的父辈与祖父辈，过了三十多年看见布列松镜头下的京沪，会触发怎样的感念?而我活在1976年的中国，正当年轻，如今完整看到刘香成这些照片，也竟倏忽过去三十多年。在布列松与刘香成目击中国二度“解放”的两组作品中，一切已成为绝版的历史：并非仅指照片本身，而是照片中的国家事件与社会形态均被历史吞噬，不可能重演了——1949年春，我的父亲在上海街头目击解放军入城，并在日后改建为人民广场的跑马场聆听新任上海市长陈毅作报告，当其时，父亲哪里知道有位法国摄影家在场;而1976年深秋，我在王府井美院听取星星画展成员的讲演，又岂知几天后有位美国记者混在星星成员游行队列中，一直跟到北京市政府门前的台阶上，从马德升身后拍摄了密密麻麻围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