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害”运动转移了人们对全国食品日益短缺的严峻形势的注意。我的同学主要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后代。尽管被他们视为“阶级”异类，我仍然参加了那场狂热的“大跃进”。就在那时，我目睹了“大跃进”政策所带来的普遍营养不良的恶果：饥饿不只存在于这个国家最贫困的人当中，它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与我一起玩耍的邻家小孩由于缺乏基本的营养而四肢浮肿。浮肿的情形也发生在祖母家所有的邻居身上，他们在1954年的全民国有化浪潮中占据了原本是我们家私产的庭院。(我们家族的财产包括母亲出嫁时外祖母给她作嫁妆的房子。)有一次社区杀了一头猪，我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配给的20克猪油，这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已经一目了然。随着情势更加恶化，父亲安排我回到了香港。当时中国正处于3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据称有许多人饿死。回到香港后，我学习了英语和粤语。暑假里，父亲教我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闻稿翻译为中文。

　　1970年，我离开香港赴美留学，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摄影课。这一学期成就了我以后的生活：毕业后，我追随米利，在《生活》杂志做起了实习生。我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到了恰当的地方：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1978年我作为《时代》(Time)杂志北京首个办事处的一员，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

　　其实在那之前，我作为职业摄影记者与中国的接触就已经在震惊中开始。1976年的大地震将唐山摧毁，就连唐山以北150公里的北京也有震感。消息传过来的时侯，我正在欧洲拍摄在里斯本作竞选巡回演说的葡萄牙共产党候选人。随后，弗朗哥(Franco)之死的消息传来，我前往西班牙拍摄社会党候选人菲利普·冈萨雷斯(Philippe Gonzalez)。当时他正领导学生集会，要求结束西班牙的弗朗哥时代。接着在巴黎，我计划拍摄法国总理雷蒙·巴尔(Ragmond Barre)，却在离开马提尼翁酒店的那天早晨从当日《费加罗报》(Le Figaro)首版上意外地看到了毛主席的整幅照片。我得知毛泽东已经离世，就联系了在纽约的经纪人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他为我搞到了一份为《时代》杂志拍摄毛泽东葬礼的委任状。但我进入中国后却滞留在了广州，于是我开始拍摄沉浸在哀悼中的广州市民。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将要从这里开始拍摄“毛以后的中国”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