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能以此判定中国人对摄影心怀敌意。我从没有见过哪个民族会这么愿意从他们微薄的收入中拿出大笔的钱用来拍照。从故宫到长城，到天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摆姿势拍照。北京站地铁里有家由一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操持的照相馆，顾客付3角钱就可以在一列火车前拍一张照片。一家有两盏钨丝灯的照相馆甚至为顾客提供装饰用品——女士是手袋和塑料花，男士则是西装和领带。

　　我可以和中国的摄影师交上朋友，但这并不容易。我曾经邀请四位《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来我的公寓吃饭，顺便讨论一项摄影计划。其中一位摄影师表示需要跟他的主编商量一下是否方便接受邀请。一个星期后，他电话告知我最好另择地点——显然，我的住所不合适。

　　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我曾在电影《末代皇帝》位于故宫的拍摄现场遇见一位中国摄影师，并邀请他来我的住所进餐。“非常荣幸。”他说。相熟之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位高官之子。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用一部摄影集就能涵盖中国人，但有望通过这些照片帮助人们一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挨过了两千多年的贫穷，尽管这个国家仍然陷于其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中，但同时她也被其丰富的文明保护着。一位仿佛对过去的灾难毫无畏惧的四十多岁的中国人(他的父亲曾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向我一一历数过去几十年中所有的政治运动。他数完之后我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三年的历史中，共发生了二十五场政治运动。

　　西方人迷惑了。“什么样的人，”他们自问，“能够年复一年地承受‘教育’与‘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答案是：中国人。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