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组历史照片中，没有人预知，也无从想象国家在后来的岁月中将发生何种巨细无遗的变化。举个小小的例子吧：父亲告诉我，自陈毅五十年代初调离上海之后，新任市长柯庆施全面禁止交谊舞，这一禁，近三十年，直到刘香成来到北京之际，交谊舞始得获准恢复;而当星星群体的游行镜头在西方媒体公布时，全世界没有人预见三十年后的北京布满当代艺术群体，包括欧美各国的画廊与机构。

　　不必描述这本影集的精彩片段，其中每幅照片带着无数细节，叙述历史。那年代刚出生或未出生的晚辈将会怎样巡视这些照片，瞧着父祖个个穿着中山装，一脸前消费时代的神情，他(她)们会怎样想?或者，今日的大学考生对刘香成镜头下就着天安门广场的路灯刻苦阅读的青年，是无从感应，抑或有所触动?我们，毛时代的过来人，则会在影集中处处认出自己，熟悉、亲切、荒谬，伴随久经淡忘的辛酸，并夹杂轻微的惊愕：我们果然活在那样的年代，与国家的过去、外间的世界两相隔绝，而我们分明欢笑着，为了刚刚恢复的政治名誉，为了美容与烫发，或者，仅仅为了一台冰箱、一副廉价的进口墨镜……看见吗，照片中的男男女女都对未来满怀希冀与渴望，而这渴望的背后，唯我们知道种种人性怎样被长期扭曲而不自知，长久压抑而无从舒展。现在，这些照片以我们自己的面相与神态确凿证实：我们，亿万人，陪着毛主席度过了毛在世的时代。初版影集被题为《毛以后的中国》，但在所有照片中，毛仍然无所不在：并非仅指其中各种各样“文革”遗留的毛主席像，而是毛时代为我们的集体表情所烙下的深深印记——从中南海到全国城乡，有哪位中国人可曾闪避这烙印吗?记忆，会自动解读那烙印深处的历史故事，这故事，属于国家，也属于毛时代的每一个人。

　　就我所知，当布列松与刘香成来到中国的前后，不少本土摄影人也留下令人难忘的中国影像：例如民国的方大曾及左翼摄影家沙飞;六十年代，则有李振盛震撼人心的“文革”影像，及“四月影会”成员摄于七十年代的生动作品。所有这些摄影，如今，往后，愈形珍贵，只因历史遗存的文本，论雄辩，无过于影像，唯余影像——历史照片成于历史的终点和起点。历史穿越时间，时间与记忆在照片中会合：其中的人，成长变化，在端详照片的一瞬，再度为历史的人证。

　　布列松与刘香成有幸。他们看见自己的作品结集成册，献给照片中的国家与人民。问题是：我们愿意接受并同意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在本土中国摄影与西方中国摄影之间，不论作何观感，我们是否发现其间的差异?如何解读这差异?因此，最后的问题：为什么近百年来格外真实而准确的中国影像，其作者，往往是来自域外的人?

　　这是可以解答的问题，然而难以解答。它的答案，如果它有答案，仍然来自历史：来自西方摄影背后的历史，还有，我们在中国亲历的历史。眼下这份影像报告，请注意，包括刘香成的自述，已然透露这答案中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答案。

　　2009年8月14日

　　写在陇东杏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