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最后一批游客离开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着大眼镜的满族人溥杰引导我缓步走向午门，门卫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去。夜幕渐渐笼罩紫禁城，溥杰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门。

　　“我曾经因为穿着佩有黄色饰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杰边说边领我走上一条壮观的深红色皇家大道。“在这儿，”他比画说，“哥哥曾和我学骑自行车。”然后，他指向另一个方向，告诉我就在那座亭子里，也是和哥哥一起，师从著名的苏格兰老师庄士敦学习英语。

　　在我跟中国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这是一个无法忘却的瞬间：拍摄这样一个满族人的机会绝无仅有，溥杰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而北京故宫这块天子的尘世领域，曾是他们短暂居住过的家。

　　我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出生于香港，当时它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并没有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将刚学会走路的我送回祖国大陆。我关于“玩”的最早记忆是参加“除四害”运动，为的是将食物链上的敌人赶出这个国家。(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后来认识到麻雀吃害虫，不是害鸟，所以就改成了臭虫。)《人民日报》1958年4月19日的报道说，300万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时间逮住83249只麻雀。在那个全民荒唐的时代，有人指出4只麻雀能消耗500克谷物，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配给口粮。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业——被我以无比热情奋力消灭的满满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苍蝇，以及逮住的几只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力，我“政治表现”一栏的成绩很少会超过“丙”。母亲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尽管她的阶级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后代。许多中国人都了解那些被划入“错误”成分的人受到了多么巨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