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秋天起，我作为《时代》的摄影师再次回到中国，不久还加入了美联社。能够说一口汉语和几省方言的确令我工作起来比其他摄影师轻松一些，但这轻松不宜过高估计。这是一个外国人被排斥于重大事件之外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从未因我的报道和图片而招致政府的阻挠。在中国，我们可以自由地质疑和拒绝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对我来说，这才是出版自由的真正晴雨表。

　　多年来我与我的中国官方同行之间建立起了良好和睦的关系，尽管我们的审美取向往往大相径庭，并且在一幅好的摄影作品的标准上分歧良多。

　　1979年8月，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访问《时代》杂志北京分社，其间我与蒙代尔夫人和她的女儿一起参观了北京一家景泰蓝工厂。当我准备拍摄一张母女二人选购纪念品的照片时，一只手伸进了我的取景器，把女士们前面的玻璃盒上的一只烟灰缸调整了位置。

　　我回头看见了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显然这只烟灰缸扰乱了他的审美构图，使他最终忍不住伸手去移动它。然后，他按动他的禄莱120的闪光灯，拍下了照片。

　　许多中国摄影师，就像我的这位新华社同仁一样，相信应该像处理一幅传统中国山水画一样去拍一张照片。中国摄影在很大程度上受毛泽东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观念的影响。这位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想必认为烟灰缸破坏了照片的平衡，所以将它剔除出去。

　　一趟山西煤谷口煤矿之旅让我更加谙熟中国式摄影对内容的要求。在拍摄一群满面煤灰的煤矿工人时，一位干部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矿工们不愿被拍成这样，看上去多不干净。”仿佛中国的矿工是世界上唯一一群在650米深的地下作业后仪容不整的人，这位干部建议我等他们洗完澡之后再来拍。

　　在中国，官方组织的参观往往都不是自然发生的。工人和农民通常都会被要求提前打扫工作场所，梳洗一番才来迎接国外友人。每次看到“热烈欢迎美国友人”的牌子，我都会想起这一点。

　　1981年的冬天，我来到哈尔滨。这座粗犷的工业城市矗立在黑龙江东北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黑龙江省与苏联共享着3400公里长的边界。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看到大约100名农民跟随在一列卡车后面，每个人都戴着一副朋克太阳眼镜。他们挥舞着大纸扇，载歌载舞，庆祝传统春节。当地领导迫切地想让我拍下这群快乐的农民演员那鲜红的脸蛋和嘴唇，但他坚持要我等队伍站好了之后再拍。“没关系，”我说，“这是抓拍。”“什么是抓拍?”他站在我的徕卡面前，友善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