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肖鲁在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前开枪

　　批评家、展览筹备委员会负责人高名潞在总结展览时的态度，多少带有一点不满的悲观主义色彩：

　　展览中像1985年左右那样严肃性的作品似乎少了些，而行为艺术等比较荒诞、具有达达意味的作品在比重上、分量上似乎压过了前者，新闻性也主要在这方面……粗陋感是心理状态上的一种趋势所致……现在这个展览，在面向社会以及美术界时，除了还有那种悲剧感的气氛以外，就是多了一种“流氓意识”，从英雄主义、悲剧感下跌到了一种生命状态，就是类似《红高粱》中表现出的那种中国式酒神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虚张声势的东西，因为它还不是建立在非常理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健康的个人状态之上的生命体验和原始主义，性的崇拜也与此有关。

　　作为一个转折性的年份，1989年最为重要的是冷战结束的国际现实，东欧的变化和苏联的解体导致不同立场的人对政治现实与制度的颠覆性思考。这年的东欧革命是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几乎是所有人（包括那些从来就希望社会主义阵营垮台的西方国家）没有预料到的。1989年年底，当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1931— ）在马耳他对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24— ）总统说“我们再不把你们看作为敌人了”时，这不仅象征着冷战的结束，也表明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的开始。这年5月，当戈尔巴乔夫在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时候，  世界的真正焦点是天安门发生的一切。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学生将提倡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视为一种可以借用的力量。  就此看来，“中国现代艺术展”中的激进主义表现与此时大街上的混乱没有什么不同。